Compensation Cap a Wrong Prescription for Wall Street

　　文/張曉英

　　2009年4月，中國財政部宣布，為規范金融機構薪酬管理和國有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分配秩序，明確國有金融機構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員薪酬時，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90%的原則確定。財政部通知指出，目前部分金融機構在2008年度實現業績增長的情況下，主動降低高管人員的薪酬，這種做法符合當前國際國內形勢。

　　更早之前，美國財政部亦出臺限薪政策。本刊約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博士后張曉英撰文介紹華爾街高薪酬制度形成的歷史，解讀限薪難難在哪里？

　　由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多德(Christopher Dodd)提出的限薪條款在美國引起震動。這項限薪條款在美國規模龐大的刺激計劃上，對即將和已經獲得聯邦救助的企業高管獎金進行限制，禁止任何受助企業給高管開出的獎金超過年度薪酬總額的三分之一。

　　多德在聲明中說，某些華爾街高管犧牲納稅人的利益填自己腰包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公眾對穩定經濟措施的信心，未來在財政部和國會的嚴格監督之下，限薪規定將幫助確保納稅人的錢不再被用于補貼巨額華爾街獎金。

　　但是，政府擔心這項限制會刺激銀行紛紛退還政府資金，放棄未來的救助，進而削弱救助計劃的有效性。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先后致電多德請他三思。根據聯邦資金的數據，大約有350多家銀行已經從政府的正式投資計劃中獲得了資金，因此該限薪條款的影響將是廣泛和深遠的。

　　高管薪酬的極端敏感性

　　一般來說，高薪酬行業對應著高風險，人才競爭也更為激烈。作為一種激勵機制，薪酬的高低本無可厚非。但在經歷了災難性的一年后，2008年的華爾街獎金總額仍達到184億美元，高居歷史第6位，這引起美國民憤和政府的關注也在所難免——似乎華爾街的薪酬已經脫離業績，變成獎賞錯誤和貪婪的機制。

　　僅僅用數字來評判公司高管薪酬的合理性沒有意義，問題的關鍵在于薪酬標準是否與業績相連，是否符合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以及是否體現了股東話語權。之所以對公司高管薪酬極端敏感，是因為其合理性往往經不住推敲，業績好有天價薪酬；那么，業績滑坡的時候，高管應該承擔什么責任？

　　這次被限薪的美國企業是受到政府救助的企業，既然受政府救助的企業拿了全體納稅人的錢，那么政府在公司高管薪酬的問題上就必須體現話語權，這是評判薪酬是否合理的標準之一。自有現代公司以來，公司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代理”沖突便如影隨形，原本公司的目標是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但作為代理人的經營者往往會有自己的目標。

　　只有所有股東都得到“薪酬話語權”，高管薪酬體制才能發揮它應有的意義。具體而言，高管薪酬計劃和基本政策必須提交股東表決，所有銀行也將面臨更為嚴格的信息披露規定，在航空服務、辦公室裝修、娛樂和假日聚會、會議和活動以及“金色降落傘”方面的支出都將受到限制。

　　現在，美國政界和民間對政府救助銀行等機構正日益感到厭倦，如何給企業高管的薪酬設限是件令人撓頭的事，美國政府既要使企業救助計劃的條款足夠嚴格，但又不能讓企業因此對接受救助望而卻步。

　　薪酬的高低取決于歷史和文化

　　傳統薪酬體系的捍衛者說，盡管薪酬體系暴露出的問題使華爾街看上去已經脫離了當前的政治和財務現實，但這個體系仍然有其用處，如果政府為華爾街公司的薪酬設置上限或其他限制，那這些公司的最優秀人才將流失到那些監管較弱的公司中去。

　　薪酬的高低取決于歷史和文化，而非政府的規定，政府因對救助計劃的擔憂而限制薪酬或許暫時會起到一定作用，但無法解決公司董事會責任感的缺失問題，美國過去的類似努力基本上沒有減緩高管薪酬的增長趨勢，只是改變了高級經理獲得獎勵的方式。

　　抵押貸款相關證券曾經讓華爾街的公司贏利，高管們的一部分回報就來自于此，但現在這類證券卻成了這些公司的噩夢。華爾街的7大公司已總計沖減960億美元的資產，股價已經從近來的最高點平均暴跌了49%，遠遠超過了標準普爾500指數10%的跌幅，有人質疑這些損失(不恰當的風險投注)追根溯源是因為大型證券公司對高管薪酬的支付方式。股權和獎金激勵計劃刺激了美林、摩根士丹利和貝爾斯登的首席執行長們和他們的同僚把全部賭注都壓在草率的信貸和高風險的投資上，只從短期股價上漲中獲利而不關心最終的結果。

　　華爾街股票市值的一路下滑，讓股東損失慘重，但在股東投票表決高管薪酬的提案時，他們卻反應冷淡。統計顯示，今年在花旗集團、摩根大通公司、美林公司和摩根士丹利，每年進行一次無約束力的投票以表決高管薪酬的提案，獲得的平均支持率為37%，去年這幾家公司的股東委托書中類似的提議得到的平均支持率為43%。

　　按照華爾街的習慣，股東不愿攪和到工資和津貼的發放問題里，次貸危機讓華爾街7家大公司的總市值縮水近半，股東們忙于應付危機而無暇顧及薪酬，盡管損失驚人，但很多股東擔心薪酬的大幅變動會導致高管跳槽，這是華爾街股東們對高管薪酬采取放任態度的重要原因。

　　一個缺乏回報和激勵機制的社會是很難進步的，薪酬同樣要參與國內、國際競爭，這是個矛盾而微妙的問題。金融機構需要良好的激勵機制來留住人才，1980年美國工資最高的上市公司總裁的平均年收入是普通職員的40倍，而2006年收入差距達到了364倍。

　　關鍵的問題是，薪酬體現管理者的價值，薪酬決策權賦予董事、股東表決，這會干擾企業的經營管理嗎？激勵與貪欲之間的界線劃在哪兒？管理能力價值幾何？這些矛盾都值得探討。

　　薪酬制度滲透到金融系統深層

　　無論形勢是盛是衰，華爾街的薪酬制度已經歷了幾十年的考驗，因此要完全顛覆已滲透到金融系統深層結構的薪酬制度并非易事。有人擔心政府插手企業的薪酬決策令人不安，以政令的形式明確規定薪金有可能破壞金融機構的穩定。盡管華爾街的獎金發放體系是“腐敗的”，被視為“讓狐貍看管雞舍”，獎金也從一種業績獎勵逐漸變異成了一種期待，但要顛覆已經成為金融體系有機組成部分的薪酬體制并非易事。華爾街上許多雇員的聘用合同目前都無法更改，此外，降低薪酬既無法彌補以往的過失，也不能保證金融機構今后不會再遭遇嚴重挫折。

　　華爾街的薪酬確實登峰造極，從2002年到2008年，華爾街5家最大的證券公司共發放了約1,900億美元的獎金，而這期間公司實現利潤760億美元，這5家公司2008年共計凈虧損253億美元，但仍向其員工支付了約260億美元獎金。美國總統奧巴馬嚴詞批評華爾街機構濫發獎金是“可恥”之舉，這是“登峰造極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一些專家說，高收入必然伴隨著經濟繁榮，但是現有系統往往會回報那些參與制造泡沫的人。以往高盛集團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都會把半數收入發給員工，隨著業務急速下滑，裁員數目增加，政治壓力加上公眾質疑帶來了要求削減獎金的沉重壓力。

　　有一點是無疑的——為了換取美國政府依據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F)提供的上百億美元注資，華爾街正準備接受政府的“修理”，雖然華爾街公司不會放棄其從明星交易員到普通秘書人人有獎金可拿的傳統薪酬體系，但至少在本次金融危機結束前，華爾街高管和普通員工們將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薪酬期望值，開始在薪酬發放方面采取克制態度，許多銀行和證券公司的首席執行長已放棄2008年的獎金，而在公司業績長期不佳時用以限制員工薪酬的新機制也正在制定中，眼下華爾街只有對自身做出調整以適應新的政治現實。

　　限薪努力往往事與愿違

　　限薪條款對未來接受政府“特殊”救助的公司高管設定50萬美元的年薪上限，高于50萬美元的年薪需經過不具約束力的股東投票批準；額外的報酬必須以限制性股票或類似長期激勵措施的形式發放，高管人員只有在政府的注資連本帶利收回后才能變現。

　　很多人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將有助于遏制可能帶來過度風險的華爾街薪酬制度。但是一些批評人士指出，奧巴馬總統限制華爾街高管薪酬的舉措存在漏洞，對約束高薪可能影響有限。一些薪酬專家指出，這些規定中暗藏的漏洞，包括改變管理人員頭銜或重新設計補償薪酬方案。因此，懷疑這些措施基本上都將事與愿違，最終可能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有人稱，這一計劃不會限制薪酬總額，因為它允許企業提高限制性股票獎勵，市場擔心公司會將此作為向已經擁有大量股票的高管們授予更多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權的機會。

　　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初步限薪措施過于含糊其辭，比如50萬美元的年薪上限只適用于“高級管理人員”，公司完全有可能會給部分管理人員較低的職位或派他們去負責子公司，公司會給高管提供體檢、代繳稅金和個人稅收顧問等福利，財政部限薪措施中對于奢侈福利的定義也不夠明確。

　　限薪規定對于那些長期享受高額獎金的金融高管來說似乎是“死亡之吻”，其實總統奧巴馬和財政部長蓋特納并不想過于嚴苛地對待銀行，他們更傾向于竭力拯救；但不幸的是，掌握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經費的國會希望血洗華爾街。奧巴馬和蓋特納不得不采取嚴格的新政策限制高管薪酬，不過政策只是象征性的，最終的結果或許會像政府無數次限制薪酬的努力一樣流于文字。

　　不過按照美國財政部的高管薪酬規定，華爾街的“好銀行”和“壞銀行”、幸存下來的股東所有銀行和轉為納稅人所有的銀行將加速分化，結果可能是高盛、摩根大通、富國銀行等渡過危機的贏家將向其最優秀的銀行家和交易員支付豐厚報酬，這些銀行將保留它們的傳統，恢復活力，而且要不了多久就能還上政府貸款；而失敗者注定要承受苦難。因此，在保護美國納稅人的名義下，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高管薪酬規定將降低屬于納稅人的銀行的價值。

　　追求私利是人類的本性，這條真理對華爾街一直適用，金融機構面臨的市場情況瞬息萬變，高級管理者無疑是稀缺資源，然而如何激勵和約束良將一直以來爭議未休，眼下的限薪措施也不過是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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