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王 纓

　　儒家一向把統治者當作責任重大的一群人來看待。孔子講長幼尊卑，不是為了說明在上者有某種特權，某種享受，而是為了強調責任。

　　上期我們談到發生在公元前403年的韓、趙、魏“三家分晉”事件。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不僅把它作為了全書開卷的第一大案例，而且還發表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評論。旨在說明：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呈現出極其紊亂的局面，這首先要從最高管理者自身找問題。實際情況是，周朝的“禮制綱紀”,正是在天子們的手里一點點地被磨損掉的，“周道日衰，綱紀散壞”。而后，王室的權威遭到了全面挑戰，諸侯專征，大夫擅政，陪臣執國命，“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所以，不是三晉壞“禮”，是天子自壞之！

　　這里，司馬光引出了一個重要概念：“禮”。在他看來，維護好這個“禮”，是治國之大要。因為在“禮制”之下，大家都能夠尊崇一種“等級”形態的管理安排，國家才會井然有序。

　　“禮”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等級”關系也是中國各類組織體制中的一大特點。然而千百年來它們與封建糟粕纏繞在一起，以至于說到“禮”，我們便會聯想到“繁文縟節”、“禮教殺人”；說到“等級”，我們也會與“專制”、“特權”、“尊卑”相聯系。那么，該怎樣認識基于“禮”和“等級”這些最具“中國式”特點的管理文化呢？

　　“禮”之源

　　禮從何而來？

　　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里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這就是說，原始社會解體了，國家出現了，人們的財產私有和各愛己親的生活狀態形成了，于是君王與百姓的管理機制——禮，也就產生了。“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這些倫理綱常得以確立，也就明晰了人們在經濟與社會活動中的行為規范。爾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正是這些先驅們一次次整理、損益、完善“禮制”，以禮來推廣道義、鍛造誠信、透明是非、昭示刑仁謙讓，才得以告訴大眾：這，就是社會生活的常理。

　　“禮”字本義是祭祀，它由宗教活動衍生到政治活動。在與中國臺灣國學大家傅佩榮先生的交流中，他特別談到由于整個古代社會的動力都來自于統治階層，因此孔子十分重視維持社會秩序的“禮”。有人就此說孔子守舊、復古，其實孔子重視的是人這一生。如果一場革命，戰亂不休，那恐怕會犧牲掉一代人，而下一代的生活是不是就變得更好呢？難說。孔子的思想是重在為當下社會服務，要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所以“禮”到了孔子這里，就更明確地被賦予了倫理意義。

　　“禮”本平等

　　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舊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社會模式也在百家爭鳴的氛圍中探索前行。孔子研究了上古政治后，尤其崇尚西周的“禮治”，贊揚它使社會清明而統一。其實“禮”在孔子的思想中，完全沒有漢代以后專制集權意義下的貴賤尊卑觀念。

　　《禮記》記載，孔子曾說過：“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這不過說明，現實本來就存在著社會分工的不同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僅此而已。孔子的另一段話才是他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天下有道，則禮樂征發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發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這段話并不像人們以往理解的：禮樂征發自天子出就是天下有道，自諸侯出就是天下無道。而是說明了一個道理：天下治理得好，天子有崇高的威信，國家的禮樂征發就會由天子發出，政權就不會下移，百姓也不會對時政指指點點；但是天下治理不好，各諸侯就會群起而代之。孔子出生平民，他那個社會布衣已經可以當卿相，各階層的流動性很大，所以雖為貴族，不好好做事，將來也可能成為貧民。孔子對“禮”的理解，恰恰是一種社會平等思想。

　　儒家思想最可貴之處，就在于它是要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把自己天生的能力發揮出來。因此孔子推崇的“禮”是大規模的，“不學禮，無以立”。老百姓都要學習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就在禮的規范中。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主德化、主禮治。他認為以“刑政”治國，百姓可以服從，但不會心無羞愧；以“德禮”治國，百姓就會從內心理解公正。“禮”不就是人們行為規范的“法”嗎？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對此特別贊嘆：這就是以“人道相處，義屬平等，理貴相通”。

　　貴下賤，吉！

　　孔子關于人倫關系的思想，并不是為了僵化人與人之間的尊卑貴賤地位。

　　傅佩榮強調中國早期的經典著作《易經》中完全沒有演繹出尊卑貴賤的社會合理性。《易經》的思想的確是通過觀察天道來安排人道。易，是變化。但《易經》講的恰恰是宇宙里的任何組合現象都會出現。一個陽爻，代表君子，代表統治者，地位在上。但是他如果到了底下，而陰爻到了上面，就是老百姓在上，這叫以貴下賤，恰恰是大吉。“否極泰來”。泰卦，就是地在上，天在下；否卦，則是天在上，地在下。天代表統治者，地代表老百姓。天在底下，是統治者來到老百姓底下，了解百姓的情況，表示民情是上下通順的。而天在上，地在下，統治者不下去體恤民情，這就是天地不通，不通反而不好，應該下情上達。《易經》里面的革卦講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就是應老百姓的要求。

　　順天應人，中國古代是很講究這四個字的。戰國時齊宣王曾問孟子：大臣可以殺國君嗎？商湯起來討伐夏桀、周武王起來討伐商紂，這不是造反嗎？孟子說：夏桀、商紂，根本就是一獨夫，他們傷害了仁跟義。仁義是人性的要求，作為統治者，你沒有仁義，就違背了老百姓的人性要求，百姓起來革命就不叫造反了。

　　君臣，就是互擔責任

　　那么，君臣之間究竟什么樣的關系才恰到好處呢？魯國魯定公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的回答擲地有聲：“君以禮，臣事忠。”

　　魯國卿大夫季氏準備攻打魯國的藩屬地顓臾。孔子的學生冉有和子路兩人做了季氏的家臣，他們便一起來見孔子說叨這事兒。孔子問為什么要去攻打？冉有說：季氏要這么干，我倆當然是不同意的。不過這個地方不去占領，將來可能會給子孫留下后患。于是孔子說了這樣兩層意思：第一層，你能貢獻力量，你就去當官任職，做不到你就干脆別去。看到危險不懂得保護，別人快要摔倒而不懂得扶持，這樣的助手要來有什么用！第二層，君子最討厭那種不說自己貪心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在上者，其實不必擔心人民貧困，只須擔心財富不均；不必擔心人口太少，只須擔心社會不安定。現在季氏跟魯君明爭暗斗，國家將分崩離析，不考慮保全國家，我看這才是季氏該憂慮的啊！孔子認為：君臣就該互擔責任。

　　齊景公也曾問政于孔子。孔子只說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君，就要像個稱職的國君；你是臣，就要像個盡責的大臣；你是父，就要像個好父親；你是子，就要做個好兒子。既然有這個名分，你就要有這個表現，要名實相符。孔子倡導的并不是董仲舒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是平等觀念和擔當責任。“亞圣”孟子也曾批評過鄭國的相國、政治家子產。一次子產過橋，他把自己坐的車借給了旁邊走路困難的人。孟子就說：你的車子能借給幾個人呢？你當宰相，把路修好，橋修好，每個人都可以過去，這才對啊。那樣，你即使讓人開道，緩緩而行都沒問題。

　　司馬光在評論中第一句話就說：“禮”就是國家的綱紀，天子最重大的職責就是捍衛國家的綱紀。禮在于分別君、臣各自的位置。分別位置是為了讓每個層級的管理者如：公、侯、卿、大夫，都能明白各自的名分。同時，司馬光把一個管理系統比作了人的心臟與軀干、樹木的根與枝葉，只有主次分清、上下協作、內外相保，國家才能長治久安。而“禮”，就是分辨這些“等級”關系的制度安排。其實，領導與被領導的等級關系、正常的組織層級管理是必要的。司馬光始終強調：君臣各自都要堅守職責、執掌到“位”。傅佩榮進一步說：儒家一向把統治者當作責任重大的一群人來看待。講長幼尊卑，不是為了說明在上者有某種特權，某種享受，而是為了責任。惟有這樣看，我們才能理解孔子的所謂嚴格區分尊卑問題了。

　　封建時代的文化并不等同封建主義。對于傳統，我們須厘清它能延續千年的合理性。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