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明

　　S女士個子很高，臉上散落著些許雀斑，微紅的臉膛，經(jīng)常露出天真的表情。雖然每晚睡前必飲一升啤酒催眠，雖然已經(jīng)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她身材仍然良好。她自稱年輕時跳芭蕾出身，后來在馬堡大學獲得語言學博士，專供“對外德語”。

　　生在德法邊境的S自幼精通德語和法語，是語言天才級的人物。來中國后，她經(jīng)常拿著田字格本向中國同事請教漢語問題，后來在我們的渾然不知中，傳說她的漢語達到了相當?shù)脑煸劊�每次大家當面用中文議論她，她都若有所思，臉上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容。

　　她常年在海外傳播德語，有著豐富的“對牛彈琴”的經(jīng)驗，性格磨礪得異常和藹。在北京的歲月中，她經(jīng)常騎著一輛二八鐵驢穿過北京大街小巷，偶爾遇到我們打招呼便招手大聲打招呼，車速卻絲毫不減。

　　S是我的德語老師，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如假包換的德國人。

　　有一次她要求我們寫一篇“計劃生育”的文章。按當時大家的水平，估計也僅僅能說清楚“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種樹”之類粗淺的道理。不過有位同學一時激動，在文章中寫道：“以后中國將允許受過高等教育的且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更多的孩子。”這其實估計也僅僅是這位同學個人未來構想的一廂情愿，結果S老師無端大大光火，她微紅臉膛瞬間變做火紅，棕色的頭發(fā)也如同電爐絲般頗有些“怒發(fā)沖冠”。

　　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她非常嚴肅的說，“同學們，

二戰(zhàn)的時候，希特勒搞的就是這一套。”她立馬跑題講起了法西斯，大致意思就是說，如果允許某些人多生孩子，就是一種變相的“人種優(yōu)化”政策，會走上德國的老路。雖然大家都覺得她有些太敏感了，還是費勁的攢了一些詞匯說清楚了這僅僅是一種設想，她這才松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沉痛的表情說，“同學們，我希望其他的國家永遠永遠不要走上德國的老路。”

　　我的另一位德國老師克老師來得有些蹊蹺。他剛剛意氣風發(fā)拿到了德國文學博士，剛剛分配到DAAD(德意志學術文化交流中心)就稀里糊涂在被派到中國。按照常理，他這樣剛畢業(yè)的“新鮮人”起碼要在國內(nèi)磨練個三年五載然后派到文化傳統(tǒng)比較相似的歐洲先行鍛煉，然后才會跨過歐洲大陸，穿過重重文化障礙派到中國任教。而且他來的時候正值暑假，無人接收他開始工作，他只能在舉目無親的北京晃蕩了兩個月。

　　克老師基本接近于文學作品中的那些德國人。他個子很高，表情很嚴肅，走路如同軍人，氣質(zhì)酷似《未來戰(zhàn)士2》中的液體機器人。他很少和他的學生們開玩笑，講課每次都是一屁股直接坐在講臺上進行。

　　他的最大失誤是高估了我們的水平。第一節(jié)課，他面對著大家微笑著說：“大家已經(jīng)學過兩年文學了，想必古典作品有所了解，我們今天來講講后現(xiàn)代和解構主義。”然后“結構主義”“結構”“解構”幾個名詞開始大幅度的出現(xiàn)，這也是大家僅僅能聽懂的幾個詞匯，很快，克博士進入了“眾人皆睡我獨醒”的狀態(tài)。

　　從此以后，不論刮風下雨，海枯石爛，也不管有幾個人睡著了，幾個人上課(除了有一次北京突降沙塵暴，克老師不知道這是什么自然現(xiàn)象，嚇得沒敢出門)，他都巋然不動講著幾乎無人理解的現(xiàn)代文學理論，態(tài)度及其認真。

　　而在作業(yè)問題上，則爆發(fā)了更大的沖突。國人奉行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的原則，與德國人的治學觀點發(fā)生了嚴重碰撞。德國人寫論文，只要不是自己的觀點，就必須加引號，必須加到參考文獻中，否則整篇文字公信力喪失。乃至于他們講課的時候，引用別人的話，都要在頭左右兩側(cè)各伸出兩個指頭揮動，做天線寶寶狀，名曰“加引號”。

　　遇到在網(wǎng)上“down”的文字，克老師總會很嚴格的一字不漏的將該文的網(wǎng)址寫在文章下面，并且從不打分，于是很多同學投訴他“歧視中國人”“搞人格侮辱”。迫于輿論壓力的克老師取消了這種對抄襲者加以鄙視的做法，改成直接打零分。結果又遭到投訴，稱“不及格就是不及格，給2分即可，打零分也是一種變相的人格侮辱”。最終的結局是抄襲的同學獲得了心滿意足的2分。

　　不過，最終畢業(yè)的時候，克老師仍然以一份異常高難度的卷子作為了整個大學生涯的結束，傳說是德國某州的語文高考題，雖然最后每個人都很寬容的獲得了通過的成績，但可以看出，直到最后，這個年輕的德國人都在堅持著自己的治學高度，只是通過的標準被迫妥協(xié)了。

　　畢業(yè)后在外企工作，我負責“貼身保護”的工程師，名叫Jans，被中國同事音譯為“燕子”。他負責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維修公司車輛，基本是白天9點工作到晚上7點，然后打電話約我們和他一起去喝酒，半夜時分回到自己的賓館房間中，再利用時差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協(xié)助繼續(xù)開始德國時間的工作，而且24小時接聽電話，解答德國同事的技術難題，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時候休息，工作時卻從來都是精神百倍。再他看來根本沒有倒時差的問題，所謂來中國不過是一種變相的“加班”而已。

　　燕子在公司內(nèi)人稱中國通，由于在混跡國內(nèi)多年，身上德國人的古板與嚴肅也消減了幾分，頗掌握了一點中國式的“狡猾”。每次會見中國合作方的領導，他都會熱情的與之握手，宛如多年未見的老友，還懂得寒暄幾句“孩子上學了嗎？夫人身體怎樣？”，同時又在我耳邊嘀咕一些 “這個人很友好，那個人很壞”之類。

　　他對中國人的智慧心存敬佩。到上海的一些工廠里，他時常會心生恐懼，害怕德國的技術被中國人學走，每次設計好的線路圖都要一改再改，要求我時刻在他公文包旁邊守衛(wèi)，防止被“工業(yè)間諜”鉆了空子。他還常常滿懷陰謀論情結對我說：“咱們德國生產(chǎn)的車又被他們給拆開偷偷研究過啦，線都是亂接的，我看出來了。”我心想：“誰是你老鄉(xiāng)？”

　　他又說：“我們很害怕與中國人做生意，我們的技術恐怕很快會被中國的合作伙伴學走，可是有什么辦法呢，中國的市場這么大。”

　　有時就連看到中國某些交通路口大家不遵守交規(guī)的現(xiàn)象，老燕子都會交口稱贊。

　　他激動的說，中國人太厲害了，在這種情況下居然沒有事故，如果在德國這樣早就死傷一片了。隨后，他嚴肅的說，這就是中國人的智慧，不佩服不行。我心中不知是該喜悅還是難過。而在中國同事們的眼中，燕子是絕對的好人，會做人，好相處。

　　矛盾而簡單的德國人，敬業(yè)又熱愛生活的德國人，理性又瘋狂的德國人，驕傲又親切的德國人……

　　他的鄰居們跟他不那么相投。德國人被認為不具備歐洲所共有的幽默感和自由精神，他們將自己苦苦束縛在一些他們自己甚至都無法理解的桎梏之中，孤獨的漫步在歐洲大陸之上。

　　歐洲鄰居們甚至認為，“與德國人和與霍屯督人(非洲某稀有人種)打交道沒有什么區(qū)別”。在國人看來，德國人也顯得很古板冰冷，缺乏幽默感，他們近乎狂熱的遵守著某些苛刻的規(guī)則，就如同千百年前日耳曼各個部族那些原始的法律。

　　2001年，德國著名組合 “王子樂隊”創(chuàng)作過一支叫做《德國》的搖滾歌曲。在歌中他們唱到，“即使上帝只親吻過地球一次，那么他親吻的地方就在這里，就在德國。”

　　如果上帝真的有這個嗜好，那我當然愿意他能把 “上帝之吻”送給中國，如果有第二個的話，那么我同意他送給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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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