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百年精神譜系

　　雷頤/文

　　1998年初，著名的法國作家左拉給總統寫了一封題為《我控訴》的公開信，為受迫害的猶太軍官德雷弗斯上尉申冤。這封信發表時被稱為“知識分子宣言”，一大批主張為德雷弗斯平反、經常指陳時弊的文化人遂被稱為“知識分子”。大約與此同時，俄國一批批評沙皇制度的文化人也被稱為“知識分子”。此后，“知識分子”即指那些不僅有專業知識而且更有獨立精神、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知識分子”產生不過百余年。百余年來，法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早已超出國界，對世界的“精神界”和知識產生一直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法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史”也一直為思想、學術界所重視。巴黎政治學院當代史教授、《20世紀歷史》雜志主編米歇爾·維諾克(Michel Winock)關于法國知識分子的三卷本巨著——《法國知識分子的世紀：巴雷斯時代》、《法國知識分子的世紀：紀德時代》、《法國知識分子的世紀：薩特時代》，便是最近的扛鼎之作。雖然他以百年來的三個著名知識分子作為時代的標記，但全書完全不是這三個人的傳記，只是以他們作為“媒介”來再現當年法國思想、文化界的“原生態”，折射百余年法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折射法蘭西百余年的精神譜系。

　　巴雷斯時代

　　1898年是法國的“知識分子年”，全社會都為“德雷福斯案”所困擾、折磨，知識階層也與其他社會階層一樣分裂成兩大陣營。引人深思的是，維諾克未將現在仍為人尊崇的左拉作為那個時代的精神標志，而是將他的對立面、現在幾乎已為人忘卻的巴雷斯作為從德雷福斯事件至第一次

世界大戰這一時期的標志。巴雷斯是著名的作家、政治家，當時的聲望不在左拉之下。他早期曾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者，曾為法國應學習外國文學與認為只有法國文學才是最優秀的民族主義者激烈論戰，然而受環境感染，后來卻漸漸成為民族主義者。此時，雖然他也相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但卻認為，與法蘭西的整體民族利益相比，德雷福斯的個人權益微不足道。他的觀點是整體利益高于部分利益，保護樹葉的利益而損害大樹的利益，保護德雷福斯的利益而損害社會的利益是最無意義、最危險的事情。所以，他成為知識階層反對左拉的領軍人物。

　　正如維諾克所說，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爭。個人主義認為“一個社會不能建立在不公正地對待國家公民、公開的謊言或者以國家利益為借口上；但是，民族主義者卻與這個‘個人主義’的哲學相反，宣揚人類和民族生存的絕對需要和捍衛機制的必要性，這些機制，比如軍隊和教會，是人類生存和民族生存的保障，為此哪怕要作假，哪怕犯下‘愛的罪過’。”

　　在那個年代，不，在許多年代，“巴雷斯”確實比“左拉”更有力量。

　　紀德時代

　　在巴雷斯年老力衰，慢慢離開歷史舞臺的時候，年輕的紀德開始走向舞臺中心。歷史的聚光燈，漸漸打在紀德的身上，使他成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知識分子象征。這期間，傳統價值的崩潰，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危機，法西斯主義興起，俄蘇革命，西班牙內戰……知識分子不能不卷入各種社會事件、潮流之中。

　　那是全世界的“進步知識界”都傾慕、信仰蘇聯的時代。對蘇聯的態度，一時竟成革命、進步、落后甚至反動的試金石。聲名如日中天的紀德也不例外，在沒有到過蘇聯以前紀德也曾對蘇聯充滿憧憬，但他在1936年應邀訪蘇后立即敏銳地發現了當時的種種問題，與其他盲目歌頌斯大林和蘇聯的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國后發表了《從蘇聯歸來》一書，對蘇聯當時的問題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評。盡管紀德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發自內心地為蘇聯好，相信蘇聯終歸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錯誤，因為“真理無論如何痛苦，它傷人，只為的要醫好他”，(紀德：《從蘇聯歸來》，中譯本第16頁)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圍攻，被指為落后、反動、背叛。因此，對那類虛假言辭的揭露實際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氣、更強的理性和智慧。他的《從蘇聯歸來》與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正好有一比：羅曼·羅蘭于1935年對莫斯科作了為時一個月的訪問，在《莫斯科日記》中，羅曼·羅蘭對蘇聯的許多新氣象作了熱烈的贊揚，但同時他又以作家的敏銳和人道主義思想家的深刻，看到了某些嚴重的問題，對一些現象表示了深深的疑慮。值得玩味的是，他對自己產生這些疑慮似乎又有種負疚感，總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釋一番。同時，他要求這部日記在50年后才能開封，生怕其中對蘇聯的批評會在當時影響人們對蘇聯的看法。羅曼·羅蘭可能萬萬不會想到，就在他寫下這些日記半個多世紀后， 曾經無比強大的蘇聯竟會轟然坍塌，徹底解體。蘇聯的灰飛煙滅原因當然很多，而像羅曼·羅蘭這種有“人類良知”之稱的人們明明看到了它的嚴重弊病卻出于自以為是“道德”的原因為其“諱疾忌醫”，終于沉疴不治，無疑也是其中一個雖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兩相比較，更顯出紀德的難得。正如薩特在1951年悼念紀德的文章所說：“最近三十年來法國的各種思想，不管人們愿不愿意，也不管這些思想的來龍去脈，不論是馬克思思想、黑格爾思想，還是克爾愷郭爾思想，都要以紀德作參照才能說明它的特點。”

　　薩特時代

　　悼念紀德時，薩特已大步走向歷史大舞臺的中心，成為戰后法國知識界的標志性人物。提起薩特，人們自然會想起“存在主義”。眾所周知，存在主義不是一種經院哲學，而是一種人生哲學、人生態度，而且，它還以戲劇、小說和電影(這幾方面薩特都建樹甚豐)的形式反映自己的哲學，從而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所以它的影響遠遠擴展到學術界之外。對青年知識分子，它有著特殊的吸引力。

　　相對于巴雷斯和紀德，當代中國人對薩特要熟悉得多。說來使人難以相信，存在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卻是從其在世界范圍內由盛而衰的80年代初開始的。由于長期的閉關鎖國狀態，使在50年代成為一種世界性哲學的存在主義在中國長期幾乎不被人知。80年代初，閉關結束，國門乍啟，一些外國現代哲學思想和觀念隨著外國科學技術一同涌入。其中，進入最早、影響最大最廣的，就是薩特及其存在主義。

　　誰也說不清、道不白，原來幾乎不為人知的薩特是如何在一夜之間風靡中國大學校園的，“薩特”、“存在主義”竟突然成為80年代初這批大學生的“口頭禪”。他以戲劇、小說對“人”是“存在先于本質”的闡發，他那“英雄使自己成為英雄，懦夫使自己成為懦夫”的名言，把人的個性張揚到極致，把“選擇的自由”發揮到極致。這些都引起了個性曾經被完全泯滅、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鳴。當然，真正潛讀《存在與時間》、《辯證理性批判》(當時仍只有摘譯)的人寥寥無幾，但薩特的某些小說和戲劇剛剛譯成中文出版即成為閱讀熱點。因此，薩特對人的重視、對個性發揮的強調，他的個人自由選擇、自我塑造、自我實現的種種理論，經過他那一部部引人入勝的文學作品的宣揚，確實震撼、點燃了那一顆顆年輕的心靈，仿佛喊出了他們的心聲與欲求，表達了他們的憤懣與情感。甚至他那帶有濃重悲觀色彩的“他人就是你的地獄”、“人與人是豺狼”的論斷，也使親歷“文革”那種為生存而殘酷地“人整人”“人斗人”的一代人認為他冷酷地說出了人與人關系的真相……

　　可以說，“薩特熱”、“存在主義熱”是80年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思想發育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精神因子；在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發育史中，薩特涂上了他那濃重的一筆……由此，也可看到法國知識分子的深遠影響。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