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的“國學”和大學的“國學”

　　劉夢溪

　　1. 胡適和梁啟超的“國學書目”

　　國學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可以說是一種流行。許多與國學有關的較大事件，都發(fā)生在二十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國學講座，在二十年代之初，已如前述。然而幾乎在章氏上海演講的同時，兩位當時最著名的文化聞人各自開列一份自己認可的國學書目，并因此引出一番爭論。

　　兩位當事人的身份影響不比尋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他們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別開了兩個不同的國學書目。胡適開的書目，題目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刊載在1922年《讀書雜志》第七期上，是應清華學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開列的。所列書籍共184種，其中工具書14種，思想史92種，文學史78種。此書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華周刊》的一位記者的來信質疑，認為胡適所說的國學的范圍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學史，而單就思想史和文學史而言，又顯得太深。這封來信說：“先生現(xiàn)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是書目太多，時間太少。而且做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jīng)》或《元曲選一百種》，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們，以為未滿足國學最低的限度。”(《胡適全集》第2卷，頁125)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胡適開的這個書目，不能不承認《清華周報》記者的質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適并沒有被說服，他寫了《答書》，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學兩部分，是考慮到“國學的最低限度”，擬的是一個“門徑書目”，如果還要把“其余民族史、經(jīng)濟史”一一列出，“此時更無從下手”。他針對來書所提意見，作了反駁，他寫道：

　　“先生說，‘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圓覺經(jīng)》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這一層，倒有討論的余地。正因為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后也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般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胡適全集》第2卷，頁126)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無法不覺得胡適之先生有一點“強詞奪理”。所以他說，如果一定要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那么不妨在原書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種，包括《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閑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jīng)》、《法華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壇經(jīng)》、《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璧遺書》、《新學偽經(jīng)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另加上《九種紀事本末》。

　　梁啟超的國學書目，是應《清華周報》記者的要求所開，題目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寫于1923年4月26日。他說是在獨居翠微山，“行篋無書”，“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須說，以我個人讀飲冰主人的著作所達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篋無書”的情況下，能夠開出幾百種適當書目的人。他的書目包括五大類：甲、修養(yǎng)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21種(廿四史算做一種)；丙、韻文書類，44種；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30種。總共141種。不僅列出書名，每種書之后大都有導讀式的說明。

　　例如在《論語》和《孟子》書名后寫道：“《論語》《孟子》之文，并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注》為其平生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說來不好意思，我在讀任公書目前，也是這樣主張。讀先秦經(jīng)典，細讀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對朱熹《四書集注》的評價也極精到，一是大大好書，二是不免有時為“理”所障。又如對于《老子》，他說這是“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qū)區(qū)五千言熟讀成誦。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為妙。”誠哉斯言，自是白文細讀慢悟最妙。對《周禮》，任公先生寫道：“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尚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為周代之舊，其余亦戰(zhàn)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chǎn)物。故總宜一讀。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對《管子》，他概括說：“戰(zhàn)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瀏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關于《管子》一書的來路、性質、價值及傳注之優(yōu)者，一一道明，雖只幾句話。又如對顧炎武《日知錄》和《亭林文集》，他說：“顧亭林為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錄》，宜一瀏覽。讀文集中各信札，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對曾國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說：“信札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只此一句，即給人無限回味。又如于《張?zhí)�岳集》說：“江陵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經(jīng)注》：“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跡，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等等。列舉書目的同時，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給出閱讀門徑。

　　因此就其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梁目”顯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讀者，要我對“胡目”和“梁目”作出選擇，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讀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不是因為別個，主要就讀中國載籍的多寡而言，胡適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讓給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樣存在列目過多的問題，與“初學”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開畢上述書目之后，也擬了一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計有《四書》、《易經(jīng)》、《書經(jīng)》、《詩經(jīng)》、《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shù)種。任公先生說，如果連這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也沒有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大書目不必說，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目為例，胡、梁書目的不同處亦甚明顯。“胡目”有佛經(jīng)四種；“梁目”一種沒列。“胡目”的文學部分，有《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梁目”卻不具大的類書，只列《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幾種。“胡目”有小說四大名著；“梁目”則根本不列小說。“梁目”的子書部分，孔孟之外，老、墨、莊、荀、韓均有，“胡目”則沒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無。“梁目”全列詩、書、禮、易、春秋(左氏傳)“五經(jīng)”；“胡目”只列詩、禮、左傳，而缺易經(jīng)和書經(jīng)。照說開列國學書目，“五經(jīng)”、“四書”、諸子、前四史，無論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詫異，竟然乙部之書，一部全無。至于集部之書，當然是“梁目”的舉要的辦法更好些，對于初步接觸國學者，李、杜、韓、柳、白諸家，遠比籠統(tǒng)的《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來得真切便利。尤其將《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列為國學書，更屬擬于不倫。

　　我們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開列自己的書目同時，對“胡目”還作了尖銳的批評。任公先生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中，開首就明確地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所以然者，是因為胡適本來的目的，“并不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tǒng)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但他卻開了那樣一大堆一般青年人無法卒讀的書。而如果是為國學研究者開的書目，則又嫌不夠專門。所以梁任公責備胡適“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了。對“胡目”的不著史書，卻列出許多小說家言，梁啟超尤致不滿，他質問說：

　　任公先生上述這些辯難，平心而論胡適是無法反駁的。“胡目”中還有《正誼堂全書》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戲曲《綴白裘》和小說《兒女英雄傳》，于是一并成為任公先生批評的把柄：“《尚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為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真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文章最后梁啟超總結道：“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掛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適之先生的學者風度卻是了不起，雖為梁啟超所痛駁，卻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適文存》二集里，全文附錄了“梁目”和梁的批評。這種風度今天已經(jīng)不容易看到了。兩位文化領軍當年開列的國學書目和關于國學書目所作的討論，對二十年代的國學推動產(chǎn)生的影響作用，自然可想而知。雖然，對“梁目”也不是全都贊成，一位叫徐劍緣的就以《評胡梁二先生所擬國學書目》為題，在批評“胡目”的同時，也批評了“梁目”。另外還有陳鐘凡也開了一個《治國學書目》，以及李笠的《國學用書撰要》，影響益發(fā)擴大了。

　　“胡君為什么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里頭有什么《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鑒》是要‘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才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qū)區(qū)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胡適全集》第2卷，頁152)

　　2. 北大國學門與清華國學研究院

　　不過，上世紀二十年代關乎國學的兩件最大的事情，還是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和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

　　先說北大國學門。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門北大之后，他的學術理念之一是建立分科的研究院所。1921年通過《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第二年，即1922年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宣告成立。所長由蔡先生兼任，主任是太炎弟子、研究文字訓詁的沈兼士，委員包括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朱希祖、蔣夢麟、馬衡、陳垣、沈尹默等碩學、健將、老師，陣容不可謂不強大。國學門下面設歌謠研究會、明清史料整理會、考古學會、民俗調查會、方言研究會等分支機構。國內外一些大儒被聘為國學門導師，有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eal Holstein，俄國梵文專家)、伊鳳閣(Aleksei lvanovichlvanov，俄國西夏文專家)、柯劭愍、夏曾佑、陳寅恪。開始也聘了王國維，已經(jīng)獲允，后來王退出。并按照國外高等研究機構的慣例，施行通信員制度，請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擔任，例如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國的衛(wèi)禮賢(Richaid Wilhelm)，日本的田邊尚雄等。羅振玉也被邀請，但后來羅亦退出。我們從機構設置和人員組成可以看出，北大國學門是一個開放的重視與國外漢學界交流的研究機構，顯然這與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關。

　　北京大學國學門的影響似乎大于建樹，下屬各學會做的實在事情比較多，真正具體的國學研究，反做得不盡如人意。到國學門從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數(shù)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間，審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這些數(shù)字我根據(jù)的是臺灣陳以愛女士所著《中國現(xiàn)代學術機構的興起》一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這是一本征引資料豐富、學風嚴謹?shù)闹�作。因為她的論說是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加以探討，所以當我涉及相關材料時，不能不佩服她敘論的精當。

　　北大國學門的大舉措是1923年創(chuàng)辦《國學季刊》，而尤以胡適執(zhí)筆撰寫的《發(fā)刊宣言》影響最著。胡適在《宣言》中首先對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學研究的歷史給以檢討，肯定三百年來整理古書、發(fā)現(xiàn)古書、發(fā)現(xiàn)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而缺點則是：研究的范圍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參考比較的資料。然后提出研究古學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有三個方面，一是擴大研究范圍，二是注意系統(tǒng)的整理，三是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特別對如何系統(tǒng)整理的問題作了詳盡闡釋。最后以三個方向的期待作為治國學的互勉條件：“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第二，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胡適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7)當胡適晚年的時候，回憶起這篇《〈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時，他明確說，這是一篇“主張以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的宣言”，是“新國學的研究大綱”(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頁205)。因此不妨說，上世紀20年代以北大國學門為代表的國學研究，應該屬于新國學的范疇。

　　除了《國學季刊》之外，北大國學門后來還有《國學門周刊》和《國學門月刊》的創(chuàng)辦。《周刊》于1925年出版，因經(jīng)費和稿源都存在問題，第二年即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時間，到1927年的年底，《國學門月刊》也停刊了，而且北大國學門也在這一年陷于停頓。

　　再說清華國學院。認真說來，當時清華大學的正式名稱叫清華學校，還沒有定名為清華大學，直到1928年，才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而國學研究院的正式名稱，也應該叫清華學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稱國學研究院？因為清華研究院之設，略同于北大設研究所國學門，本來想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各個學科，由于經(jīng)費的限制，也有學科的成熟程度的問題，最先辦起來的只有國學一科。所以就把清華學校研究院，簡稱而偏好的叫做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了。吳宓擔任清華研究院主任，他幾次提議正式定名為國學研究院，都未能獲準。可是約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雖未獲準，人們還是那樣叫，而且叫開了，到后來大家以為當時成立的就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與北大國學門的不同之處，是清華國學院的設計和建制更周詳細密，更便于實施。它沒有請一大堆名流、教授，導師只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人，人稱“四大導師”。講師一人，考古學家李濟。助教三人，陸維釗、梁廷燦、章明煌。助理員一人，事務員一人。再加上主任吳宓。就這么幾個人。同時導師和學員都必須住校，四大導師亦不能例外。王國維住西院，梁啟超住北院2號，趙元任住南院1號。陳寅恪報到的時間比較晚，1925年9月9日國學院開學，第二年7月8日他才來到清華。他開始住工字廳的西客廳，與吳宓一起，后來與趙元任同住南院。學員的水準比北大國學門的學員似乎也要高一些，共招生四屆，畢業(yè)人數(shù)為74人，其中王力、賀麟、張蔭麟、吳其昌、姚明達、周傳儒、徐中舒、姜亮夫、陸侃如、劉節(jié)、劉盼遂、謝國楨、羅根澤、蔣天樞等，日后都成為我國20世紀人文學術的中堅力量。

　　至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課程設置和研究范圍，可以說不僅和章太炎先生倡導的國學不同，與北大國學門的設定也有區(qū)別。四大導師授課的內容為：王國維講《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和《最近二十年來中國新發(fā)現(xiàn)之新學問》，梁啟超講《中國文化史》、《史學研究法》，陳寅恪講《西人東方學之目錄學》、《佛經(jīng)翻譯文學》，趙元任講《方言學》、《普通語言學》和《音韻學》，李濟講《民族學》和《考古學》。可見講授之內容已經(jīng)超越了一般所謂國學的范圍。事實上王國維、陳寅恪的學問途徑，與西方漢學的方法多有一致之處，原本就是國外漢學界最看重的中國學者。趙元任的語言學研究，也屬于現(xiàn)代語言學的范疇。李濟的民族學和考古學，更直接運用了人類學的方法。所以，如果北大國學門被胡適視為新國學的話，那么清華國學研究院就更應該是新的國學了，而且是與西方漢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新的國學。

　　清華國學研究院持續(xù)的時間不長，1925年成立，1929年就停辦了，只有短短四年時間。1927年王國維自殺、1929年梁任公病逝，導師后繼乏人，固然是清華國學院不得不停辦的理由，但深層原因，應和傳統(tǒng)學術向現(xiàn)代學術轉變過程的學科整合及學科建設有關。北京大學國學門持續(xù)的時間也是四年，1923年至1927年，兩者恐怕不完全是巧合。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的結尾有句寫道：“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修短論優(yōu)劣。”清華國學院作為二十世紀直接和國學相關的一件大的事情，作為世紀話題，它的學術創(chuàng)生的地位和它所播撒的學術種子，其影響力八十年后亦未見其少衰。

　　3. 歷史的“文化創(chuàng)舉”不能重復

　　回觀20世紀頭二十年的國學景觀，對當時一些有影響的國學刊物和重要的國學出版物，不能不稍加留意。單是以“國學”兩字入名的刊物就有好多種。當然1905年印行的《國粹學報》，創(chuàng)辦者是鄧實、黃節(jié)等在上海成立的“國學保存會”，雖沒有以“國學”名刊，“國學”二字的義涵已在其中。梁啟超設計的《國學報》，應該是最早的一個以“國學”為名而未獲實施的刊物。爾后就是羅振玉創(chuàng)辦的《國學叢刊》。羅振玉和王國維辛亥革命前均供職學部，《國學叢刊》即創(chuàng)辦于此時，原擬每年出版六編，結果只在1911年出了兩編，便不再辦下去。所以王國維寫于1911年正月的那篇有名的《國學叢刊序》，反而比《國學叢刊》本身影響還大。羅亦有序，曾經(jīng)王的潤正。再就是北大國學門的《國學季刊》，因胡適撰寫宣言而名聲遠播，前面已經(jīng)談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刊物是1927年出版的《國學論叢》。此外還有地址在北京的中國大學辦的《國學叢編》，上海國學昌明社的《國學雜志》，上海國學研究會的《國學輯林》，南京東南大學和高師國學研究會的《國學叢刊》，以及廈門大學的《國學專刊》等。其實廈門大學1926年也有國學研究院之設，只不過因人事糾葛，事未成而先已停辦。此一過程桑兵先生《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考訂至詳，大家可參看。

　　至于以“國學”入名的書籍，亦復不少。曹聚仁記錄整理的章太炎1922年上海講演的書名叫《國學概論》，錢穆1928年以講義成書，也題書名為《國學概論》。我的看法，章、錢這兩種《概論》，是20世紀二十年代最重要的綜論國學的著作。其余三十年代出版的譚正壁的《國學概論講話》、顧藎臣的《國學研究》、馬贏的《國學概論》、蔣梅笙的《國學入門》、張振鏞的《國學常識答問》、李冷衷的《國學常識述要》、葉北巖的《學生國學答問》、謝葦豐的《國學表解》等等，立名雖多，學術含量及影響不過聊勝于無耳，可不置論。

　　因此如果說上世紀二十年代曾經(jīng)有過一陣子“國學熱”(曹聚仁曾以“春雷初動”四字加以形容)，于事實恐怕是相符的。不過處此“國學熱”中的核心人物，還是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沒有這三位大儒的鼓動，國學研究縱加力而行，也不會有“國學熱”出現(xiàn)。如今歷史的掛歷已翻過九十個年頭，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去夏以來的國學“熱動”，和二十年代頗有相似之處，連歷史轉換的背景也感到雷同。1917年以《新青年》為表征所開啟的新文化運動，這似乎是我們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二十年代初胡適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號召大家進研究室，很像我們的九十年代；然后就是上面說的二十年代的“國學熱”，也就是我們的今天了。只不過當年歷史轉換的快，三種思潮輪替才用了七八年的時間，我們呢，用了二十多年。歷史有時是會“重復”的，但重復不應該是“蟻蝗磨轉”，原地踏步，而應該是螺旋式上升。

　　然則我們今天的“國學熱動”，其學術水平是否已經(jīng)高過二十年代？恐怕誰也不敢這樣說。時下熱賣的相關圖籍，不還是當時的那些著作嗎？大家感到最具參考價值的，仍逃不脫章太炎和錢穆的兩種《國學概論》，只不過印制的更精美罷了。即使有的大學辦起了國學研究院，能夠和當年的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研究院相比嗎?最大的不同是，我們今天已經(jīng)沒有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這三位有資格當眾說點“胡話”的國學大家了。更不要說，不愿與“熱”，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國維和陳寅恪，我們能讀懂他們的書，已非一件易事。

　　歷史可以重復，歷史的文化創(chuàng)舉卻是不能重復的。何況北大國學門也好，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好，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