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魯迅學

　　張夢陽

　　竹內好:日本魯迅學的思想起點

　　日本的魯迅研究歷史很長。據日本魯迅學家藤井省三先生考證，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五零八號“文藝雜事”欄，就有關于周氏兄弟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的消息和評議。

　　后來，又出現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對于魯迅著作的翻譯和魯迅生平的介紹。1937年，魯迅逝世不到一年，改造社就刊行了《大魯迅全集》全七卷。小田岳夫寫出了《魯迅傳》并翻譯到了中國。

　　而最為重要的是竹內好1943年12月寫的《魯迅》。40年代以后的日本魯迅研究幾乎是以這本書為起點的。該書1986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可以看做“竹內魯迅”本體直接進入中國的開端。2005年3月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李冬木先生的更近完善的中文譯本，開始引起廣泛注意。雖然此書匆匆寫成，有不少技術性失誤，但這是一位思想家的魯迅論。竹內好這位日本的思想家與魯迅這位中國的思想家，在“抗拒為奴”這種根柢上達到了深度的契合。

　　很多日本魯迅學家都承認自己是從竹內好出發的。其中，對竹內好“抗拒為奴”思想闡釋得最為透辟，又對竹內好的誤差進行了合理調整的，我認為是已故的伊藤虎丸先生。竹內好認為“魯迅有直感而無構制”，伊藤則認為魯迅小說“有著高度的構制性”。竹內好把《故事新編》視為“多余”，伊藤則把《故事新編》看得“格外重要”，并對《不周山》里的女媧、《非攻》里的墨子、《理水》里的大禹進行了卓越的論析，認為從中可以“發現魯迅從尼采(進化論)到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他還指出，崇拜和侮蔑魯迅，都體現著獨立的欠缺。科學的魯迅研究，同樣需要魯迅本人所擁有的“個的自覺”。

　　最引以自豪的實證研究

　　日本魯迅學界最引以自豪的是極為嚴格、堅實的科學實證，其中兩大實證學者是丸山昇和北岡正子。

　　丸山昇先生側重于19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革命文學”與左翼文學問題的實證。2005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由王俊文翻譯的丸山昇的論文集《魯迅·革命·歷史——丸山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丸山昇先生在《日本的魯迅研究》一文中強調指出:“離開具體歷史條件而陷于應該這樣應該那樣的議論并無意義。新的研究能不能將包括魯迅在內的研究對象重新真正地置于歷史中，從歷史中解明為何有些可能性即便考慮到了卻仍無法實現？考察各人的個性所發揮的歷史作用？”這種將研究對象置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設身處地地進行考察的態度，對于今天那些從臆想出發無端責怪前人、否定一切的論調，不失為一帖療治的良藥。

　　北岡正子側重于魯迅留日時期文化淵源的搜求考證。她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1983年就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何乃英的中譯本。最近，關西大學出版部又新版了她厚重、堅實的著作《魯迅在日本這一異文化當中——從弘文學院入學到“退學”事件》，更顯現了她治學的深厚底蘊。

　　魯迅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八年時間，日本魯迅學家們對魯迅留日期間的史跡做了極其嚴密的考證。其中突出的成果是阿部兼也教授為代表的調查會所編的《魯迅在仙臺的紀錄》，動員了數百人，向數十位直接或間接的當事人進行調查采訪，連魯迅當年的成績單都找到了，撰寫成四十余萬字的長篇巨制，使魯迅在仙臺的史跡得到了最為完善、詳備的紀錄。其所下功夫之大，用力之深，是中國魯迅學界在考察魯迅在中國的史跡時所不及的。

　　木山英雄給予我們的啟示

　　在理論思維方面，木山英雄先生的魯迅研究論著是極具深度的詩人與哲學家的精神創作。2004年9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趙京華編譯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其中首篇《〈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魯迅的詩與哲學的時代》，“避開帶著預設的體系去面對研究對象”，“執著于邏輯的探討”，并“把考察限定于作為表現的作品維度上”。因而他尋求出的是“不曾被天生秉性或外部環境之投影所淹沒殆盡的、魯迅創造的魯迅，即這種意義上最具個性的魯迅”，指出“《野草》中的詩在生與死的緊張中面臨著最為充實的創作境界”。這篇論文寫于1963年，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魯迅研究和《野草》研究尚處于何種狀況中？相比之下，我們不能不痛感未像木山先生那樣“避開帶著預設的體系去面對研究對象”，而是把自己凝固化在某種“預設的體系”中，以僵死的思維模式去“捏造”一個為當時政治需要服務的“假魯迅”會造成怎樣的惡果？這的確是應該引起中國魯迅學界深刻反思的。獨到的眼光創造性的思辯

　　日本魯迅學界善于找到研究的最佳切入點，運用獨到的眼光、富有個性和創造力的思辯方式和激人閱讀興趣的表述，不斷推出別開生面的魯迅研究論著。例如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的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的《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是一部獨特的文學史。它“小題大做，旁敲側擊”，僅僅從魯迅小說《故鄉》于1921年發表后被閱讀、評論的變遷情況以展示20世紀現當代的中國文學空間，其中涉及了許多文學史未曾涉及或較少涉及的學科領域。的確是“四兩撥千斤”！

　　丸尾常喜的《魯迅:“人”與“鬼”的糾葛》，緊扣“鬼”——“國民性之鬼”與“民俗之鬼”這條主線來考察，以理想的“人”為標準尺度，經由對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三個人物的分析，闡述了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本質是變“鬼”為“人”，認為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

　　吉田富夫的《魯迅點景》很會尋找切入點，通過魯迅生平著作中的典型場景與疑難問題的辨析，寫成了一部獨辟蹊徑的學術專著。

　　其他還有竹內實、片山智行、山田敬三的魯迅研究論著也占有相當的位置，并被引入中國。

　　日本魯迅學界的潛力很大，近年來不斷涌現新著，例如2006年1月，汲古書院出版了名古屋大學國際語言文化研究科教授中井政喜博士的《魯迅探索》。這本書主要是以魯迅(1881-1936)前半生的文學活動(至1927年左右為止)和革命文學爭論時期(1928、1929年)為對象，對魯迅的陰郁性、復仇觀、人道主義和無治的個人主義、以自我為基礎的文學主張以及宣傳與文學的關系進行了一種嘗試性的考察，很有分量與深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