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與中國貨幣問題

　　◎梁 捷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 專欄作者

　　一生心血都花在“貨幣”上的彌爾頓·弗里德曼，恐怕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甚至有一種說法，他的觀點就叫做貨幣主義，他的流派就叫做貨幣學派。

　　他一直認為貨幣不是中性的，會實實在在影響真實經濟。早年他以一部抽象的《價格理論》分析了貨幣的作用過程，晚年則又復歸到歷史，寫了一本《貨幣的禍害》從貨幣的起源談到貨幣政策的實際影響。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那本總結貨幣歷史的小冊子里引用了十余種中國人編的各類介紹近代貨幣制度的文獻。作為最后一個堅守銀本位的國家，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進行了多次不甚成功的貨幣改革，在如此廣泛的地域、如此眾多的人口中產生極大影響，給其他國家留下一些慘痛的教訓。從另一方面看，這也反應出弗里德曼對中國的感情。與其他

　　中國問題太復雜，太多西方理論工具一到中國就失靈。所以當年哈耶克訪問臺灣，被問及他那套理論的普適性時，他謹慎地表示對亞洲文化所知不多，頗擔心自己的理論被簡單照搬到東方來的后果。另一位諾獎得主布坎南干脆就表示，他的理論思考和實際經驗完全是出自西方人的邏輯，所以無法對中國的改革提出更多建議。

　　而弗里德曼則不然。他80年代就來過中國，一直努力通過實踐調查和真實歷史數據來了解中國。他早年指導過的兩個中國學生，后來均成了新中國金融貨幣理論的權威。一位是陳彪如，一位是陳觀烈，堪稱中國經濟學界的“二陳”，與史學界二陳交相輝映。陳彪如先生翻譯過一系列經濟學名著如費雪的《利息理論》；陳觀烈先生多年來致力于上海的金融教育。兩位陳先生俱已先于弗里德曼去世，但他們的成就都與弗里德曼早期的影響分不開。

　　弗里德曼看多了貨幣政策的起起落落，既有依靠正確貨幣政策一舉擺脫困境的成功故事，也有濫用貨幣政策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等災難的不幸案例，閱歷既廣，晚年的研究變得更加深沉。

　　弗里德曼很自然接觸到張嘉璈的書。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張嘉璈在中國銀行任職23年，曾強硬地頂回袁世凱政府的“禁兌令”，平息擠兌風潮，后來又挺過一系列金融危機，樹立了大銀行家的聲譽。舊中國銀行制度極不完善，張嘉璈有過很多金融創新，比如倡儀成立銀錢業聯合準備庫，充當最后貸款人來防止金融危機。但是這些努力都不足以消除政府多種飲鴆止渴的金融政策。

　　張嘉璈最終離開中國銀行時感嘆，“所惋惜者，自民國成立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輔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準備銀行，一面能永保通貨健全，一面能領導公私金融機關分業合作，創造一力能發展經濟之金融系統，庶幾內有資金充沛之金融市場，外具誘導外資之堅強信用，足以追蹤經濟發達后進之日、德兩國。此志未遂，斯為憾事�！�

　　此志不遂，張氏轉投學術，根據多年實際經驗寫出了《通貨膨脹的曲線》。也正是這本書幫助弗里德曼清晰地還原出中國在金融制度不完備時的瘋狂實驗。

　　湯良禮于1935年出版的《中國新貨幣系統》則是弗里德曼另一本重要參考書。湯良禮早年留學英倫，通曉多國語言，曾任國民黨的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本是一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上Ш髞砀侥嫱魝握�權，抗張勝利以后就極少為人所提及，但他的著作在海內外大有影響。

　　除了張嘉璈和湯良禮以外，還有兩位重要的學者楊聯升和葉孔嘉分別從歷史和統計角度談中國金融，構成理解中國金融制度和金融史的另兩個重要維度。

　　楊聯升是哈佛資深漢學教授，留美之前就師從陳寅恪教授，有著深厚的史學功力。多年來，他游走于經濟史、制度史、社會史等多種專門學科之間，擅長從特別角度發掘特別的問題。他1952年出版的《中國的貨幣與信用》還是一本規范的經濟史著作，材料翔實，清晰勾勒出中國古代的貨幣發展歷史。

　　葉孔嘉則是60年代以后重要的中國金融史家，多年來任職于蘭德公司。他在1964年出版的博士論文里，運用統計的方法描述了中國大陸在1931－1936和1951－1957這兩段時間的資本形成。在這兩段時間里，中國金融制度都經歷了大轉折，所以葉孔嘉的分析不僅得出諸多可靠的結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分析轉軌時期中國金融問題的一般范式。

　　弗里德曼不懂中文，但他通過張嘉璈、湯良禮、楊聯升、葉孔嘉的著作漸漸拼成一幅中國近代金融體制完整的圖景。弗里德曼年逾90，寫下那些研究文字時已七八十歲了。一個外國老人如此認真學習和分析中國貨幣改革失敗的教訓，他的忠告自然是值得我們認真傾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