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關乎生命的強度

　　文/分眾傳媒CEO 江南春

　　米蘭昆德拉給予我們最多的也許是思考的張力和空間，這樣一種情結在我十幾年的青春歲月里揮之不去，昆德拉對“抒情”一詞的表述也許可以是解讀他的另一個角度，繼續與朋友們分享一些我的感受：(引文均出自《生活在別處》)

　　“抒情時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說是一部青春的敘事詩，也是對我所稱之為‘抒情態度’的一個分析，抒情態度是每一個人潛在的態勢”(《生活在別處》·序言)。當昆德拉的視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光照中重新面對和審視“抒情”這么一個人類生存的基本范疇時，他首先選定了抒情詩人作為觀照的中心。因為詩人就是抒情態度的化身《生活在別處》中間，昆德拉試圖從一個實驗性人物——詩人雅羅米爾出發，通過對他抒情態勢的現實生成、對他抒情語言方式的把握，最終來定位和命名抒情本身。

　　抒情語言方式的特征在于它所指稱的不是非語言的世界情景與物體存在，而是一種把自身作為客體的封閉式語言，是關于自身的陳述——

　　“愛情意味著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全無。愛情是完整的否則它就不存在。”

　　“人類的解放必須是徹底的，否則毫無意義。”

　　這種抒情化的語言方式無法進行自我證明與解釋。它在同義反復中運動，傳達一種決斷。它確立的價值是評判另一種價值的根據，正如昆德拉所指出的：“在抒情詩的領域中任何表達都會立刻成為真理。……抒情詩人不必證明什么。唯一證明的是他自己情緒的強度。”

　　同時，在抒情語言的構成上，我們看到的是由“崇高”、“青春”、“正義”、“革命”、“自由”、“生命”、“解放”等一系列空洞的能指(signifier)所形成的無窮涌動的話語流。詞匯的固定所指層已被歷史之手掏空剝落，僅留下空洞的能指，正因為其空洞性，具備有強大的解釋力量，所以往往激動人心。每一種話語系統都可以賦予它們與自身相應的含義，從而欲望也就憑借話語的無限補充功能而大步介入其中，當欲望本身最終成為了一種意指系統，原來浮動不定的所指者一且進入了固定狀態，真正的所指者就被無限地延擱起來。

　　“他想重新回到她那母性深處的芳香的黑夜，而她想要永遠充當那個芳香的黑夜。當她的兒子逐漸長大，瑪曼竭力想象空氣一樣把他包圍起來。……他正在尋找舊日的母性世界，但是他已不再在他母親身上尋找。相反，在尋求他失去的母親的過程中，他的母親成了最大的障礙”。生性敏感的雅羅米爾從墜地伊始就被置于母親無所不在的監護之下。母親在他身上傾注了所有的感情，母親的靈魂象血液一樣浸透了他的肌骨，他愈是渴望逃脫，就愈感到無處逃脫，因此當雅羅米爾步入青春時期，實在界的欲望涌動在他滯留于想象界的自我層面上呈現為完形的要求(雅羅米爾關于澤維爾的夢境就是他對于完形后的自我的想象，他同異性的交往和性愛更多地也是出于對成熟的確認)，然而他的母親依舊試圖象空氣一樣裹住他的身軀，母親的存在最為直接地構成了抑制他走向成人世界的父法體系。步入抒情時代的雅羅米爾既無可挽回地失卻了像在母腹中的嬰兒一樣的和諧與統一，又受到來自符號界力量的壓抑而無法獲得自我完形與確認，由此引發了一種雙向的沖動。

　　一方面是死亡本能的沖動，源于從童年時代的安全圍墻中被放逐后的前意識回憶，更遙遠地說就是對于母親生存時期的無意識懷戀。這使他渴望返回子宮，返回初始的狀態，重新在母腹中獨占那個芬芳的黑夜。另一方面是把一切推向絕對的沖動，源于對相對成人世界的恐懼和無法介入其中的焦慮。“不成熟的人總是渴望著他在母腹里獨占的那個世界的安全與統一。他也總是對相對的成人世界懷著焦慮(或憤怒)，在這個不相容世界里他猶如滄海之一粟。這就是為什么年輕人都是這樣熱烈的一元論者，絕對的使者；這就是為什么詩人要建造他個人的詩歌世界；這就是為什么年輕的革命者(他們的憤怒勝過了焦慮)要堅持從一個單一的觀念里鍛造出一個絕對的新世界；這就是為什么這樣的人不能容忍妥協折中，無論是在愛情上還是在政治上，反抗的學生面對歷史激烈地叫出要么一切、要么全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