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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暉
對于喬伊斯，遷徙和漫游絕不是“流動的盛宴”，更不是“生活在別處”的想象。不停的出發、抵達和返回，喬伊斯經歷的是一場沒有地圖的旅途，與其說他在冒險，不如說他在逃避。
這此，《喬伊斯傳》的作者艾爾曼看得很清楚。在這本幾乎按編年史展開的傳記中，艾爾曼用一種類似于推土機式的緩慢敘述記錄了喬伊斯的一生。貫穿其中的主題詞就是“流亡”。但這種“流亡”并非強迫，用傳記中的話說，他“還帶著大門的鑰匙”：既沒有人令他離開，也沒有人禁止他回來。
從一個城市轉到另外一個城市，驅使喬伊斯離開或者前往的理由充滿了偶然性。對于生活中的危機，喬伊斯通常的態度是不管不顧，實在無法面對時就離開。也許“流亡”正是喬伊斯的策略。他聲稱，只要能寫作，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可以像古希臘犬儒學派的第歐根尼一樣，住在木桶中。喬伊斯的一生，和現實充滿了緊張甚至是對抗的關系，而他自己也很早意識到周邊的敵意更能讓他寫作，這位被稱為作家中的“箭豬”的策略是：如果沒有敵意，就造一個出來。
喬伊斯離開都柏林是因為葉芝。在1902年那次被稱為“沒有土地的地主和交不起佃租的佃戶”的相會后，喬伊斯去了巴黎，但是他在巴黎的生活很快就從開始的浪漫陷入了困窘。再次回到都柏林時，喬伊斯遇見了娜拉，這對他的一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喬伊斯把《尤利西斯》放在1904年6月16日——他們相遇的那一天——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麻煩轉瞬即來。當喬伊斯和娜拉帶著手提箱前往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時，失望早已在那里等待。喬伊斯的寫作陷入僵局，《都柏林人》的出版落空。于是喬伊斯轉向羅馬，但這個“靠事件刺激的人”并沒有在這里找到好運，不僅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且還沒有能寫出任何作品。在狂歡節似的過了一段時間，他結束了羅馬之行。
在喬伊斯的一生中，的里雅斯特是一個重要的城市。1915年底，喬伊斯來到這里，并在此居住了將近十一年，相當于都柏林生活的一半年頭。在這期間，他發表了《室內樂》，完成了《都柏林人》，把《英雄斯蒂汾》改成了《藝術家青年時期寫照》，寫了《流亡者》，并且開始《尤利西斯》的創作。盡管喬伊斯遭遇了類似抑郁癥等神經崩潰般的痛苦，但是他的頑強精神還是逐漸得到回報。他的一些作品開始出版。1920年，喬伊斯來到巴黎，他本來只是打算停留一星期，但結果卻居住了二十年。在生命的后期，喬伊斯和他生活中的城市逐漸和解：他稱的里雅斯特為“第二祖國”，稱巴黎“是最后一座富有人性的城市”。喬伊斯的生活就是這樣：“憤怒地走出家門之后，又繞回來朝窗外窺視。”也正是從這些流亡當中，喬伊斯解讀出各種陰謀和反陰謀、緊張與反緊張，并最終就是靠這些情節發展成熟起來。按照作記中的說法，“喬伊斯一生的生活，表面看來似乎一直都是不上正軌，好像總是在臨時對付似的，但是他的核心意義，和他的著作一樣，是有明確方向的。”
喬伊斯的寫作總是處于一種巨大的催逼當中，如果沒有什么啟示性的東西，他就無法寫作。喬伊斯從1907年就開始為寫《尤利西斯》做準備。而直到1914年，他才覺得自己找到所需要的敘述方式：他開始使用一種靠不住的敘述者，而文體也隨著敘述者的不同性格而發生變化。《死者》也是他長時間停筆等待的結果，他在羅馬時就開始構思，可是一直到他離開這個城市時才動筆。某些蛛絲馬跡，一時的感悟，都在他心頭涌動，最后不得不開口說話。《死者》可以說是喬伊斯最早的杰作，后來的著作，比如說《芬尼根守靈夜》的一些基本敘述模型都隱藏其中。它以一場舞會開始，以一個死人結束。與芬尼根的守靈夜的情景一樣，歡暢喪葬相互糾纏，難解難分。那段著名的關于雪的結尾，有學者認為是模仿《伊里亞特》，而在《尤利西斯》的第十五章《喀耳刻》中，在大混亂場面之后就是活人和死人同時出場。
本雅明說，“風暴將行進者不可抗拒地推向他們轉身背向的那一遠景，而他們面前的垃圾卻升向天空。”現代主義者把大街上的喧囂嘈雜變成了作品本身，充滿了短暫、流變、分裂和偶然的感覺。喬伊斯的同代人，幾乎都用不同方式表達了這種“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感覺，但是沒有誰比他做得更徹底，更具野心。一個人是否可以在一夜長眠中經歷整個文學的發展過程？《芬尼根守靈夜》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它斷言一個人可以在一夜時斷時續的夢中歷經人類所有的歷史。如果說《尤利西斯》是白晝之書，喧囂、繁雜、擁擠，多聲部，那么《芬尼根守靈夜》就是夜晚之書，同樣復雜，但是更為神秘和恍惚。按照《西方正典》作者布魯姆的說法，《尤利西斯》還依托《荷馬史詩》，那么后者更是全面和莎士比亞競爭。從最單純的抒情詩，到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喬伊斯的虛構世界如同一條大河，渾濁、浩蕩、泥沙俱下、充滿了旋渦，卻又籠罩著一種莫名的恍惚的水氣。更為反諷的是，雖然喬伊斯想要創造一個“和現實平等”的文學世界，但是直到今日，喬伊斯仍然被認為只是學院研究者的禁臠，對于大多數讀者來說，喬伊斯的世界充滿了太多的密碼而讓人望而卻步。《都柏林人》1914年才售出499冊，距離喬伊斯可以開始獲得版稅的基數還差一冊。這也許正是這位老謀深算的文體家的命運。
“麥克白在行動，好讓莎士比亞寫出史詩。”對于一本作家傳記，很容易陷入生活對應作品的敘述模式陷阱，但作為《王爾德》、《葉芝》和《喬伊斯》三個愛爾蘭作家傳記的作者，艾爾曼不僅以“平視”的目光闡述了對喬伊斯的理解，更以眼角的余光描述了那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翔實的材料和豐富的敘述中，喬伊斯不再是一個“紙人”，甚至不只是那些文學作品的“指揮”，他仿佛直接浮現出來，在街道上蹙眉行走，在各個城市漂泊，在夜晚喃喃自語：“詞語對他此時就如雨滴對瑞芬金一樣無足輕重。我們都是如此。雨。當我們睡時。滴吧。但等我們睡時。滴落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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