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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娟/文
嚴歌苓女士的小說，一直以來是我比較注意的。在我看來，嚴歌苓與寫《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丁玲，寫《金鎖記》的張愛玲，寫《無字》的張潔，屬于同一個精神譜系。她們的寫作姿態仿佛天然就是女性的，似乎沒有或較少浸漬男性文化的湯湯水水，都有一種“渾不吝”的或者叫做“獨立自足”的精神品質——這種清清伶伶的品質非常珍稀，我猜想，大
概是母系氏族時代精神的悠遠回聲。
在嚴歌苓的新作《第九個寡婦》中，主人公——寡婦王葡萄就是這么一位打著母系氏族精神印記的人物。寡婦，失去男人，無所依傍，卻獨立自足。王葡萄仿佛不知天下有“愁”字，14歲那年從鬼子刺刀底下領回了小丈夫；20多歲的時候從死人堆里救回了公公并且藏了他20多年，躲過了天災與人禍——各種名目的運動；她這一輩子活得可謂艱難辛苦甚至驚險，而她自己卻渾然不覺，她從不嗟傷自己的命運，她沒有那個閑工夫，她只顧忙乎著她的生活，并救助了一個又一個進入她的生活范圍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她的公公本是個能人，在十里八鄉活得風生水起，卻強不過時勢，這個強悍的男人不得不在王葡萄的紅薯窖里一躲幾十年。少勇，這個為了進步而向組織表態，要求槍斃“惡霸”父親的人，在王葡萄與他亦兄亦夫亦情人亦路人的遠遠近近的關系中，良心得到了救贖。春喜，這個“機靈”“精明”的農村基層干部，不可避免地經歷了并迎合了大煉鋼鐵、浮夸風，在王葡萄樸實而頑強的對抗中，他終于沒有完全失卻內心深處的良善。作家“反黨老樸”，在他載沉載浮的人生遭際中，發現了王葡萄這個奇特人物，從而發現了來自民間的、可以立身安命的深厚底蘊。總之，在與男人的關系中，王葡萄始終是強的，溫暖的，母性的。
我注意到最近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嚴歌苓曾坦言，她的女主角都“比較健壯，男人都是有弱點的”。但是她“寫得比較寬容”。的確，與那些比比皆是的、聲嘶力竭地與男人對抗、爭高下的女權主義作家不同，嚴歌苓的女主角煥發出的母性的光暈，溫暖地包容了男人的弱點，輕輕松松地超越了兩性間的對抗，上升到母系氏族女酋長似的地位——評論家陳思和稱之為“民間地母”，也是這個意思。在同次采訪中，這位長期生活在國外的女作家還特意用了英文來定義她的女性的“性感”，不是sexy，而是sexuality——一種天生存在卻不自知、不自炫，更不“媚男”的女性的本能。可以說，嚴歌苓的女性觀在她小說女主人公王葡萄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達。
但顯然，嚴歌苓不只滿足于她的女性觀的表達。越來越多的讀者讀罷《第九個寡婦》都覺察到作家對于歷史中的女人與女人眼中的歷史的深層思考。
王葡萄的生活跨度，從抗日一直延續到“文革”后期，這期間，戰爭、革命、肅反、大躍進浮夸風、大煉鋼鐵、“文革”、上山下鄉，歷史的動蕩在這個時段尤為激烈。無論何時，農婦王葡萄都是歷史被動的承受者。她承受歷史的苦難卻不懂、也不追問歷史的究竟。外面打仗，不論是小日本，“國軍”，還是共產黨的軍隊，王葡萄從門縫看去，只看到了很多腿。王葡萄的生存從來不涉及形而上的內容，也缺乏意識形態的各種理念。她懵懂無知，被動承受，天災人禍當前，她只有“躲”。這完全符合女人從來在中國歷史的底層與邊緣的基本事實。這種生存狀態，從另一個角度看去，王葡萄的“躲”卻也躲過了歷史翻云覆雨、白云蒼狗的弄人造化，在時代的滾滾洪流中兀自不變的只有她王葡萄，不被迷惑，不被淘染，不入局，從而保持了人心本性。王葡萄就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亂世中蕓蕓眾生相；王葡萄是最初也是最后的誠樸良善，讓迷失的人回歸。“禮失求諸野”，抑或可以求之于女人。
對女人寄予厚望，從來不只是嚴歌苓一類女作家的一廂情愿；回顧中外古今，男作家也時常將女人提升到女神的高度。屈原的美人芳草，歌德的甘淚卿，勞倫斯的“兒子的情人們”，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無論是女人的情感還是肉體，都一度成為沉淪中的男人、文化甚至民族的救贖女神。我們知道種種歷史觀，從神創世紀，英雄史觀，到人(主要是男人)創造歷史，人民大眾創造歷史，現在，嚴歌苓等中外作家告訴我們，女人參與歷史的創造是怎樣一種情形。只是不知道歷史學家以為如何。
在小說結尾，嚴歌苓終難壓抑提升女人的沖動，通過孫二大講述尋找救世的本家祖奶奶的家族傳說，將王葡萄一舉封神。于是作為讀者的我們釋然——首先，一路閱讀，看王葡萄歷盡苦難、救人水火，到最后看她終成正果，當然有快感；其次，更重要的是，盡管嚴歌苓繪影涂形的寫作功力將人物故事講訴得非常真實，然而掩卷思之，以王葡萄一介愚鈍農婦，單憑了本能良知與頑強，在一次又一次兇險與磨難的襲擊下，面不改色，沉著應對，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一生中沒什么可以難倒她，她本身已是一個傳奇。與她相比，那些被時代大潮拍打、淘洗的人們，不論男女，不論是陶米兒、蔡琥珀，還是少勇、春喜……倒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情形。所以，王葡萄最后的“封神”，是作者承認了這個人物的虛構性，卻淋漓盡致地張揚了這個人物所蘊涵的精神元氣，從而，分寸恰當地為小說中貫穿的小說家嚴歌苓的歷史觀標示出浪漫主義的注腳。套用一個古老句型，那就是歷史的歸歷史，小說的歸小說。
小說家嚴歌苓并不將《第九個寡婦》當作中國現代史的論文專著，但是她這部小說超長的歷史跨度和不放過任何一次戰爭、革命、運動的寫作野心，已然招惹了評論家關注于小說家筆下的歷史，他們津津樂道于舉重若輕、以巧破了千鈞。但我懷疑，以小說家的“輕巧”和農婦王葡萄的一生，能否擔得起解讀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切沉重詭譎的重任？還是饒了嚴歌苓和王葡萄吧。
在這部小說里，一連串的歷史事件是結構王葡萄的故事的經線，這種結構方式讓我想起了好萊塢大片《阿甘正傳》。片中的阿甘一生“傻”跑，渾然不覺中跑過了美國歷史一個個重要時刻，見證了美國歷史，成就了個人的光榮與夢想。這異曲同工的戲劇結構，又讓我猛然想起嚴歌苓本人就是一位成功的編劇。
好萊塢的戲劇模式都有一個好看的故事，情節起伏跌宕，人物傳記片都帶有傳奇性，而結尾一定大團圓。這些要素，《第九個寡婦》都具備。因此，這部小說同樣好讀好看。前些年，中國小說界在遍玩技術、搞先鋒藝術實驗之后有過一次反撥，提倡“好看的小說”。嚴歌苓的小說可以說是“好看的”，難能可貴的是，在好看的好萊塢模式里，嚴歌苓沒有忘記作為嚴肅小說家對于歷史的責任。
嚴歌苓小說的好，說到底，與天下所有小說的好是一樣的。她寫活了人物。旅美作家嚴歌苓與農婦王葡萄的距離多么遙遠，然而她創造的這個人物卻生氣貫注，活靈活現。她寫人物的形與神，寫出了性格與底蘊 ；她寫人物之間的關系，寫人在歷史中的命運，那種體貼入微的細膩與結構故事的自然天成，在顯示了小說家嚴歌苓的寫作功力。
如果硬是要挑《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的毛病，那還是因為將嚴歌苓放在丁玲、張愛玲、張潔這個寫作序列來嚴格要求。那就是，對于討巧的好萊塢模式的嫻熟應用以及能于無中生有的筆力——這一類“輕巧”技藝，不要妨害了作家誠心誠意地對于人性與世道作頑強探索。
(作者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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