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齊介侖

　　誰是當下中國最富有的人？

　　他，就是將這樣一個再淺顯不過的追問，通過一個并不復雜的操作方式，行諸文字，挑逗媒體，并使之演變成為令傳統中國人廣為接納并津津樂道的大眾話題。他，正是憑借這樣一個并不花哨的小模式，促成了一個幾近“空手套白狼”的商業模式，居然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最終賺了個盆滿缽滿，名利雙收。

　　企業家在努力生產、創造財富，而他，在企業家創富的基礎上巧設名堂，創造著屬于他自己的財富渠道。這，便是他獨有的商業模式。這，便是他的產業思維，姑且可稱之為“他”的產業。因為，不管你批評也好，謾罵也罷，排行榜這個產業在中國開始于其并流行。。 從1990年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這個出生于盧森堡的英國年輕人已斷斷續續在中國停留了近20年。從1999年“牛刀小試”給中國富豪排列江湖座次，到如今，又已是整整10年時間。

　　一個并非考驗太多智慧并無須太多技術含量的中國富豪排行榜，隨著中國體制一元化框架的日益瓦解以及由改革開放帶來的對于西方理念的推崇、對于個人價值的尊重、褒揚，而一炮打響。最終，大家知道了百富榜，知道了這個名叫胡潤的小伙子，而他自己，也正是憑借這樣一個討巧的小花樣，得到了企業家或褒或貶的關注，受到了來自媒體圈子的追逐。 輾轉名利場，游走財富間，時下的他，儼然明星般，個人財富也早已達數千萬。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而容易操作的想法，胡潤去做，并做成了，甚至在與《福布斯》合作一兩年決裂之后，他選擇了另起爐灶，開設了自己的公司，專門運營他的“胡潤百富榜”。時下的胡潤，除了拿出他一年一度的百富榜榜單外，又為自己添加了新業務，胡潤藝術榜、胡潤IT富豪榜、胡潤工業制造富豪榜、胡潤礦產富豪榜等等。為了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他甚至推出了自己的專屬雜志并將其定名為《胡潤百富》。他說：“每年出版18期，百富榜榜單公布的那期賣得最快。”

　　仰仗這樣一個小小榜單，他正在創建一個古來無有的商業邏輯。胡潤表示，他的盈利模式很清晰，一個是雜志的廣告收入，一個是籌辦活動的企業家贊助。

　　老實說，有沒有人給他錢，要求上榜或者要求不上榜，這個環節收了多少錢，我們不得而知。他本人雖閃爍其辭卻立場堅定地說：“沒有，從來沒有。”這個“沒有”，是說“沒人給”，還是說“他沒拿”，他略作沉思，“這個話題，不想再解釋了。”

　　2009年3月，北京，國賓酒店，胡潤接受本刊記者獨家專訪，談及他的榜單、財富以及他的中國生活。  所謂標準

　　或可謂“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當年的胡潤正是借助大牌財經雜志《福布斯》的名號而取得業界垂青。真實并不為大多數人知曉的情況卻是，胡潤與《福布斯》之間其實并非存在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胡潤即不是《福布斯》的記者也并非所謂的“首席調研員”，充其量無非該雜志的一個自由投稿人而已。

　　據胡潤透露，1999年，在安達信做會計師的他，在中國的兩年合同已經期滿，他勢必要回國，他決定要將中國的情況介紹給遠在英國的朋友們，盡管自己學中文而且又來過中國，但在離開中國時，他發現自己對中國的了解其實很不夠。于是，他需要尋求一個標準，而他最后確定的標準是，介紹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當時找了兩個大一的學生，他們幫我查閱資料，最終做出了第一份50人的排行榜。”而胡潤的目標即在于“尋找中國的比爾？蓋茨”。

　　榜單做出來之后，胡潤想到的是，怎樣將這個東西發表出去。他找到了最新出版的英文刊物《商業周刊》、《財富》和《福布斯》，并按照雜志上的傳真號碼和總編輯姓名從中國發傳真過去，首先答應登載該稿件并決定建立合作關系的，是《福布斯》，“由我給他們提供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的名單。” 

　　“其實，到2000年8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福布斯》的人。”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前不久，胡潤推出了他所謂的“胡潤藝術榜”榜單，上面開列了大中華區藝術榜50強。當記者問及這個榜單的評定標準時，他說，這個榜單并非藝術家的富豪榜，而是在世的最有價值藝術家排行榜，而排名先后次序的依據則是，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在2008年全球128個拍賣行里公開拍賣的情況。“這些拍賣行的數字是公開的，而這些公開消息我們是有的，這就是我們的依據，特別清楚。”

　　如果僅僅借助公開信息進行比對，難免存在數據遺漏甚至完全顛倒的情況，有些藝術作品并非在拍賣行實現交易，有些金額巨大卻并不公開，有些交易甚至完全不為人知。換言之，在拍賣行成交的藝術作品最多、價值最大的藝術家，或許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最具潛力、該年度成交金額最高的藝術家。這些信息，他是如何權衡，如何篩選和計算的呢？以此藝術榜的出籠方式類推之，如此這般的百富榜榜單，到底具備幾成的科學性和參考價值？需要重重地打一個問號。

　　胡潤說，那些未被公開的信息，無法拿到，有些甚至連稅務局都查不到，于是，無法實現統計。“方力鈞賣給你一幅畫，收了一百塊或者一萬塊，那是你們倆之間的操作，沒有外人知道。但是，二級市場的統計，是最客觀的，是客觀數據。當然，你還可以質疑說，這里面要剔除拍賣行的中介費用，所以統計的數據是偏高的。你甚至還可以說，這些數字其實是炒作出來的。對于這些評價，我們就不談了，我們不予理睬。我們就說，你在公開的拍賣行里賣了多少錢，這是一個事實，這就是我們的依據。”

　　排了這么多的人進入他的各種各樣的榜單，他真正接觸過的藝術家或者企業家到底有多少呢？胡潤表示，他每個星期都要接觸一些企業家，陸陸續續也接觸了不少了。“不過這都是無所謂的，因為我接觸不接觸藝術家、企業家，認識不認識他，和他在我榜單上的排名是沒有任何關系的。”

　　胡潤貌似真誠地袒露，做了10年的排行榜，他最大的優勢便是獨立與公正，如果這兩個事情沒做好，他是走不到今天的。“你應該見過黃光裕與嚴介和，這兩位是從來沒給過我一分錢的，你不妨問問黃光裕，他給沒給過我胡潤好處？我為什么把他排到第一位？其實，黃光裕并不愿意被排到第一位，可我還是這樣排了。嚴介和從未給過我一分錢，包括他，他的子公司，他的家人，我們之間是沒有過哪怕一分錢的交流的。所以，這個獨立性與公正性，才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他說，對于所有上榜企業家的財富數量，他的統計是客觀公正的。“黃光裕，我們寫的是430個億，第一位，你可以懷疑我的數字，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數字來源是怎樣的。他這430個億，包括了他上市公司35%的股份，包括非上市公司國美零售那塊，一共大約230億，又包括他從股市套現的130億，加上他的房地產70個億，這就是我們的計算方法。”

　　胡潤表示，對于財富數字是否準確的評判，見仁見智，他對這些質疑向來見怪不怪，也喜歡聽到這樣的聲音，因為，“說不定，他知道的比我多，說不定明年我們可以改進計算方法。”  與品質無關

　　關于將百富榜做“殺豬榜”的比喻，胡潤說，他的榜單，全部按照公開的消息編制，至于上榜企業家的財富品質，關于企業家的原罪，如仰融、楊斌、周正毅、黃光裕等，他無法掌握證據，無法去核實這些財產的真實來源。但是，公開渠道得到的數據顯示，他的財富數量就是這么多，于是他便可以去這么寫，而對于一個企業家發展狀況、發展趨勢的判斷，這并不是他一個榜單所能承載的內容，這些可以留待媒體及研究者去考量。

　　“現在，所有人都說黃光裕是有問題的，但是一年前，誰能預測他的問題到底什么時候會出現？一年前誰能準確預測花旗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AIG的倒閉？”

　　胡潤表示，他將企業家的原罪話題分成兩塊來分析：第一，有沒有預測的能力。“如果你是很聰明的學者，或者你是這個企業家的機密朋友，或者你是哪個中央領導，說不定你果真預測到了某種東西，因為你知道的是內部消息，而這些，別人無法知道。”

　　“我原來的公司叫安達信，在出問題的前一年，誰也不會預料到它的倒閉，所以，關于預測，我覺得談得太深，也沒有意義，我的工作不是預測，我們是按公開消息來加總，展示事實。” 第二，關于原罪與中國企業家的關系。胡潤認為，中國的企業家，現在看來，整體素質在不斷提升，社會責任感也在加強，在一年年地改進，而且隨著人大、政協監督力度的加大，媒體力量的成熟，這些都有利于企業家素質的提升，有利于財富品質的優化。“但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長的路要走，有些人在這個過程中出問題，這是逃不掉的，你選擇十萬人，有一個是壞的，這是很正常的。”

　　三聚氰胺對于中國整個牛奶行業的沖擊尤其巨大，而在該事件中，三鹿以及蒙牛的角色，不得不提，而這些批判，引起了公眾對于中國企業家社會責任感的質疑。通過與中國企業家多年的交流與觀察，胡潤認為，企業家首先是人，而人首先要解決的是自己生存的安全感，就他了解的所有上了他的百富榜的企業家而言，這些人的個人生存壓力早已不用考慮，而接下來的企業發展勢必要與“企業公民”概念息息相關。這時候的企業家需要的，是別人對他以及他的企業的尊敬，而三聚氰胺牽出的企業家尤其是牛根生，現在看來，壓力確實很大。盡管如此，胡潤依舊認為，對社會責任感的關注，“像牛根生這種老頭子，我想他還會堅持下去，因為他已經60多歲了，已經到了這個年齡，他不可能全部是為了自己多掙一點錢，這個我不相信。”

　　胡潤認為，真正偉大的企業，是碰到了一些問題以后，還堅定地往前走，像這樣的企業，他接觸過不少。“任何企業都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有嚴重的，有不嚴重的，有的是馬上解決，有的兩三個月，有的半年一年，品牌受到了巨大影響。但是人家也在看，他在事情出現之后是如何表現的。也存在一個可能是，一個企業本來是不錯的，出了問題之后自我改進、改革，然后比以前更成熟、更偉大了。”

　　作為一個對中國以及中國人了解甚深的“準上海人”胡潤來說，制作胡潤榜的這10年，有些感觸是巨大的、明顯的，在胡潤看來，中國社會的開放與進步尤其對企業家來說意義重大的分水嶺，應該是中共十六大的召開。

　　“在十六大之前，企業家是怕露富的。之后，是可以露富的。現在呢，則是主動愿意露富的。” 胡潤說，依據他的觀察，現在中國的企業以及企業家，無不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發展已經捆綁在了一起，而且因為地方政府的財稅來源依靠這些企業，進而政府官員對于企業家的推崇高度甚至讓胡潤頗感意外。“比如我出差到外地，有時候不用我問，地方官員會主動說，嗨，我們當地有個好企業，這個企業家我認識他有20年了，這個人相當不錯。”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英國小伙子，只身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居然就開創了他自己的一片天地。也許，我們不認同他的所謂富豪排名，甚至不認同這個行業。同時，也不認同諸多媒體對這種排行榜的炒作。但是，我們還是要面對這種現象，并從中搜尋出有益的東西。當然，也許我們也算是掉進了炒作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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