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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昔日煙王上山下鄉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3日 20:22  《新財經》

  文/本刊記者 張 程

  編者按

  褚時健,可稱得上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具爭議”的商界人物。

  他曾是全國最紅的企業家,也是當年最大的貪污犯;他曾有過無比的威望和榮耀,后來卻成了階下囚。他曾創造了國企高速成長的“云煙奇跡”,出事后又引出國企高管“59歲現象”和國企領導的激勵機制的話題。他作為一個企業家,所享有的榮譽難有人與其匹敵;他成為一個貪污犯,獲得的無數同情同樣也是前所未有。他風光時,無數人想方設法要接近他;他“落馬”后,依然有很多人不遠千里前往云南尋找他、拜訪他。

  這就是褚時健。一個充滿矛盾和傳奇色彩的當代商界人物。若干年后,當有人書寫中國當代企業史時,他是無法跳過的一章。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說:“‘褚時健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轉型時期的中國商界在法制觀念和價值評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但是,無論別人怎么評說,無論歷史怎樣書寫,褚時健對這些早已漠不關心。現在的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年過八十了仍然在為他所醉心的“商事”而忙碌。他不在乎穿著有油污的馬甲見人,偶爾還會像個孩子一樣,為自己還完種橙子欠下的外債而歡欣鼓舞……

  1999年1月,原紅塔集團董事長

  褚時健被判處無期徒刑。

  自那以后,褚時健從公眾視野里消失了。偶爾,媒體的零星報道中會有一些他的消息,或說他減刑了,或說他被保外就醫了。盡管有關他的消息很少,但關注他、尋找他的人并不少。但遠離商界的褚時健,早已習慣了深居簡出。所以,許多記者專程到云南尋訪,也難見其人。

  農歷牛年前夕,《新財經》記者就有關煙草業大整合的話題前往云南紅塔集團采訪。采訪任務完成之后,記者又多留了三天,想找找褚時健。

  2009年1月7日,記者在費了一番周折之后,終于打聽到了褚時健的家。下午3:20,記者按響了褚時健家的門鈴,響了三次,開門的正是褚時健。他中等身材,由于午睡剛起,面容有些憔悴,頭發花白但還算整齊。他穿著厚厚的保暖內衣,外面套了一件棉馬甲,上面還有一些油漬,腳上是一雙棉拖鞋。記者有些詫異,很難將眼前這個普通的云南老頭與“昔日煙王”聯系起來。

  褚時健將記者迎進門,轉身去沏茶。在客廳茶幾的玻璃板下,記者看到了一張匯款回單——2008年5月15日,褚時健為汶川地震捐款3萬元。客廳的墻上,掛著褚時健和老伴馬靜芬的照片,兩人都很精神。想必,這張留影距今已經有些年月了。

  坐定后,褚時健拿出了一盒軟包裝的“玉溪”煙,遞給記者一支,自己也掏出一支,點著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深吸一口,再悠悠吐出。記者表示想問幾個問題。“你問吧!”褚時健的語氣很爽快。

  采訪就這樣開始。

  “我就信我”

  “您信命嗎?”記者直接發問后,也感覺以這樣的問話開始,似乎有些唐突。

  褚時健看著記者,從嘴里蹦出四個字:“我就信我!”

  褚時健說,他是家中的老大,由于父親去世早,很小就幫母親操持家務,“生活很不容易”。正是生活的艱辛,磨練了他強悍的個性。據褚時健的好友說,褚時健在褚家擁有絕對的權力和威望。

  弟弟褚時佐對褚時健的評價是,“哥哥很敢”。褚時健十幾歲就參加了革命,在一次戰斗中,與褚時健同去的兩個哥哥被打死,他不肯撤退,硬是要沖上去把哥哥的尸體找回來。這就是褚時健的膽識和勇氣,也正是這等膽識和勇氣主導了他人生的大起大落。

  革命勝利后,二十剛出頭的褚時健當上了區長。27歲那年,他被任命為玉溪行署的人事科長。后來,他因與上司行署專員發生沖突被打成“右派”,被發配到哀牢山的一個農場進行勞動改造。提及往事,褚時健已經不很在乎:“我這種人,脾氣牛是牛些,沒錯就不認錯。到哀牢山那一帶好,我坐辦公室坐不住。”

  女作家先燕云曾在文中寫道:“如果沒有1958年那場運動,時光造就的,大概是領導干部褚時健,而不是全國聞名的企業家褚時健。”然而,歷史沒有如果。

  在哀牢山,褚時健先后做過糖廠、酒廠、農場、畜牧場、造紙廠的負責人。1979年10月,褚時健結束了在哀牢山近二十年的生活,接手玉溪卷煙廠,這一年他51歲。那時的玉溪卷煙廠很是破落,效益也很差,但褚時健還是來到了玉溪:“成功,我沒想過。但對管理工廠,自信有七八成把握。”

  1981年,褚時健決定花260萬元從英國引進一臺設備。在當時,這筆錢可以買60臺同樣的國產機器。為什么一定要買進口設備?進口設備效率就一定高?如果有問題,誰來承擔責任?

  褚時健向領導立下“軍令狀”:“干砸了我辭職!”

  當然,褚時健沒有辭職。而且,他的胃口越來越大。1983年,他又提出貸款2300萬美元,引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卷煙生產線。這筆錢,幾乎是當時云南省的全部外匯。按照當時的相關規定,若不能按期還貸,負責人就要被抓去坐牢。

  “只有褚時健敢”。褚時佐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這樣說:“當時,大哥跑來找我,說如果出了問題,叫我幫忙照顧嫂子。”1985年,玉溪卷煙廠成功引進世界最先進的生產設備。

  褚時健沒有進大牢,他成功了。短短幾年間,他把一個資產只有1000萬元的地方小卷煙廠,做成了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煙草王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褚時健領導的紅塔年創利稅200多億元,占云南省財政收入的60%。褚時健掌舵紅塔十八年,企業共為國家創利稅近1000億元。

  與此同時,褚時健也獲得了諸多榮譽:“中國煙王”、“云煙之王”;云南省勞動模范、全國勞動模范,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優秀企業家、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褚時健站上了他人生的最頂峰,他所受到的尊崇,是當代任何一位中國企業家所難以企及的。

  此時的褚時健,除了是云南省最大的“財神”,還成為許多人發財致富的“財神”。在當時,只要褚時健批給誰紅塔煙,誰就能成為富翁。據說,在上世紀90年代,褚時健在“紅塔帝國”內擁有絕對權力和“至高無上的權威”,他的話就是“圣旨”,身邊人都叫他“老爺子”。

  1988年,褚時健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在天安門城樓,同行的人問他:“老褚,還準備干幾年?”正在興頭上的老褚豪邁地回答道:“人生六十才開始嘛!”

  事業上如日中天的褚時健,已經忘了退休年齡。而他,忘掉的又何止是自己的年齡?

  據《中國煙王》一書記載,1992年初,一位中央領導到玉溪卷煙廠視察,公司電視臺經過精心制作了一盤錄像,讓正在揮動右手的褚時健遮掉了這位領導的一大半。這組鏡頭作為片頭,播放了長達兩年之久。有人看到這個鏡頭后,直搖頭說:“這個褚時健,昏了。完全昏了!”

  褚時健的獨斷、霸道、唯我獨尊見證了他的輝煌,也為他的“落馬”埋下了伏筆。

  想過去是自找麻煩

  1999~2009,十年過去了。對于過去,褚時健不愿再提。他說:“過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想它是自找麻煩。”褚時健可以不談,但卻無法回避。

  1998年1月,新華社的一則新聞震驚了全國:褚時健與公司其他幾個領導私分公款355萬余美元,其中褚時健得款174萬美元。其實,褚時健早就“出事”了。1995年2月,有人檢舉河南煙販林政志通過向褚時健的家屬行賄,從而得到了卷煙指標,中央紀委隨即著手調查。不久后,褚時健的妻子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紅被收審;12月,褚映紅在獄中自殺。1996年4月,馬靜芬正式被批捕;12月,褚時健被有關部門從中越邊境的河口帶走。1997年7月,褚時健正式被批捕。

  對于貪污指控,褚時健后來交代說:“新的總裁來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輩子了,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羅以軍說,夠了,這輩子吃不完了。”

  褚時健的被捕,當時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熱議。有人說,是褚時健沒有平衡好關系,被人整了。云南當地群眾普遍認為,褚時健是“被冤枉的”。當年為褚時健辯護的律師則認為,褚時健犯罪主要是心態失衡。他為國家創造了近1400億元的利稅,而他十八年的工資和獎金加起來卻只有80萬元。

  關于褚時健的“落馬”,還有一些民間說法。其中一個說法是,紅塔山原是一座小山,與其對面的龍馬山相比,又矮又小,紅塔山不服氣,就卯足了勁向上長,當地知府認為這是以下犯上,于是筑了座塔,鎮住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紅塔山。褚時健之所以“出事”,就是因為“紅塔山”這個中國煙草業第一品牌長得太高了。

  另一個說法,與褚時健在出事前修建關索壩新廠區有關。上世紀90年代,玉溪卷煙廠發展迅速,老廠區已難以適應新的發展,褚時健決定在關索壩建一座世界一流的新廠區。對此,有很多人勸說褚時健:“你年紀也差不多了,為什么非要干呀!”更有風水先生說,這樣做會挖斷龍脈,而且“關索壩”這個名字不吉利:關者,關押,關卡;索就是繩索加身;而壩則和罷諧音,含罷官的意思,恐對褚老板不利。對于這些說法,褚時健一笑置之。

  上述說法純為“野史”,我們也只能一聽了之。

  褚時健被判無期徒刑后,不少人感到惋惜和同情。在1998年的“兩會”上,還有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為褚時健“喊冤”。他們認為,褚時健功勞太大了,過與功相比,算不了什么。也有人指出,褚時健貪污了近千萬元,這已是當時一些被槍斃的貪污犯所貪金額的數倍。

  負責審判褚時健一案的法官說,這個“判決一定要經得住歷史考驗!”

  褚時健的功過是非,只能交由歷史來評判了。

  八十歲,重回哀牢山種冰糖橙

  采訪之前,記者在昆明街頭發現有些水果店在賣“褚時健種的冰糖橙”, 每斤價格比其他橙子貴3元錢左右,買的人還挺多。

  褚時健種橙子?

  沒錯。

  褚時健1999年被判刑后不久就減刑了,刑期被減為十七年。2000年左右,他又因“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被保外就醫。

  褚時健說,出來后,很多人找過他,請他做顧問,一年給他二三十萬元,但他不愿去,因為“中國人合作很難,我也沒有閑心干那些事,我自己做倒可以”。但閑在家里,褚時健又覺得無聊:“很難受,不好過,去哪里走一下也不行(保外就醫,不能離開玉溪)。后來,別人有個農場,有幾百畝地荒著,我就想去搞搞地,打發一下時間。”

  但褚時健的老伴馬靜芬拉著記者說出了另外一番話:“他是一個要面子的人,剛才他是不好意思說。實際上,是因為沒有錢。姑娘死在監獄后,外孫女得我們養。我和他的退休工資加起來一個月不到兩千元,連物業費、水電費都交不起,你說咋過?總得找點錢。”

  總之,在經歷了人生的輝煌與沉淪之后,75歲的褚時健又回到了勞改時待過近二十年的哀牢山,種起了橙子。

  要種橙子,就需要投資。褚時健坦言,資金是最大的難題:“像水洗了一樣,沒有錢”。好在還有一些“老關系”,朋友們給他東湊西湊,“一家三五萬,十來萬,總共是120萬元。”褚時健的橙園搞起來了,當地農民都愿意把自己的地租給他,每畝地一年的租金180元左右,農民可以在園子里做工,掙得比原來自己種甘蔗還要多。就這樣“整著整著就搞大了。搞了2000多畝,錢也要得多了,最后差不多借了2000萬元。”

  如今,褚時健和馬靜芬的“夫妻店”漸漸上了軌道:“我管種植,她(馬靜芬)管銷售,兩個人經常忙得一天都見不著面。”褚時健笑著說,一聊起橙園,他就興致很高地說個不停。

  馬靜芬老人給記者剝了幾個他們自己種的冰糖橙,很甜。褚時健說經過這幾年摸索,他“已經摸到了一些自然規律,果子的品質每年都會有提高。我正在研究土壤以及存在的其他問題,要不斷去改進,不斷提高果子的品質,個頭要更大點,糖分要再提高一到兩個百分點。”

  當年,為了提高煙葉的品質,紅塔集團和煙農結成了“利益聯盟”;現在種果子,褚時健也用上了這一套,實行承包制。“這種‘利益聯盟’,無論我干什么,輕易都不會改變。我對農民有感情,希望他們都能富起來,有好日子過。” 褚時健說。目前,在他的果園做事的農戶已有百余家,每個農民年收入過萬元,這在當地農村已相當不錯。

  褚時健的橙子已經銷到了全國20多個省市,他種的冰糖橙,價格在市場上是偏高的。“我們的成本高。不搞出特點來,就要虧本。現在市場已經過剩,我們的果子不僅要超過本土的產品,還要和美國最好的‘新奇士’競爭,我們必須找到競爭優勢。不然,今后我們的市場就會有問題。”已經80多歲的褚時健,依舊保持著敏銳的市場意識。

  據褚時健介紹,他的橙園已經進入收獲期,2006年產量已達1700多噸,并開始還錢。“這兩年情況還可以,今年(2008年)借人家的錢基本都還完了。明年(2009年),股東就開始回收投資。”

  采訪快結束時,有客人來了,是來商談幫他們把橙子推進超市的。馬靜芬對褚時健小聲嘀咕道:“進家樂福也不好,還要一個個挑選……”

  進了牛年,褚時健虛歲就82歲了。如此高齡的他,還經常往返于玉溪和哀牢山之間,操持著他傾注了近十年心血的果園。玉溪與哀牢山相隔近200公里,交通不便路途險惡,但沒能阻止他。褚時健告訴記者,萬科地產董事長王石曾去哀牢山拜訪過他,王石當時對他說:“我到七十幾、八十幾,也沒那個勇氣去干了。”說到這,褚時健笑了,笑聲很爽朗。

  眾人眼中的褚時健

  褚時佐(褚時健的弟弟):我哥哥忠厚老實,尊重別人,也受到別人的尊重。

  馬靜芬(褚時健的老伴):他這個人其實很愛面子。

  孫女:他只喜歡男孩。

  王石(萬科地產董事長):作為企業家,我對褚時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國家一分錢也是不對的。

  朱界飛(媒體人士):他的落馬,換來了企業家激勵制度的推行,這也算是他最后給社會的一點貢獻。

  玉溪市民:他是被冤枉的,我們很多人都曾靠他吃飯。

  中央紀委:過不掩功,功不抵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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