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教授做客嶺南大講壇談“國民性”　韓國對保存中國傳統文化是有貢獻的

　　葛劍雄：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撰文 新快報記者 石勇

　　“以前討論國民性時，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12月27日上午10時，著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廣東省科技圖書館一樓學術報告廳做客嶺南大講壇時，以對“國民性”的認知這個命題開始了他《改革開放與中國的現代化》的演講。

　　中國的很多歷史記載并非真相

　　自魯迅嚴厲抨擊“國民性”以來，“國民性”這一概念幾乎成了一種貶義。葛劍雄認為，“國民性”這一概念，更麻煩的是它空泛抽象，所指不明。他說，對于“國民性”，并不是找到國民共有的特點，然后以此界定就可以的。比如，說中國人“勤勞勇敢”實際上毫無意義，因為別人同樣也勤勞勇敢。

　　他說，以前討論國民性時，犯了幾個認知錯誤。比如以偏概全———將某一種行為或現象普遍化。他說，無論是考察國民性還是文化，都不能僅僅根據某些人的話和某些例子定義，而是應該在存在一個參照物做比較的情況下才能得出結論。找一個“典型”來研究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一些中國人似乎非常樂于引證外國人對于中國的看法。葛劍雄認為，這取決于這個外國人有多了解中國。那么歷史記載呢？葛劍雄指出，作為一個有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國家，中國的很多歷史記載并不能反映事實的真相。

　　在回答聽眾關于民族主義的提問時，葛劍雄認為，只要世界上還有民族的區別，民族主義是很難避免的。任何政府都會利用民族主義，不過應該有一個度。但中國人沒必要和韓國人在歷史解釋上計較，他們對歷史的夸張可以理解，我們不是也很夸張嗎？何況，韓國對保存中國傳統文化還是有貢獻的。在這個問題上要站在國家利益上，而不是逞一時之快。

　　古代的“孝”是一種社會需要

　　“國民性”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如何捕捉？葛劍雄認為，對于華夏諸族來說，共同的文化特征集中反映在天下觀、倫理觀、義利觀和信仰觀上。

　　葛劍雄認為，文化的基礎是生產和生活。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什么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后，他們的文化被改變了？原因不是他們想改變，而是地理環境、生活空間改變了，他們要想維持原來的生產生活方式很難。即使老一代還想堅持，從小就在新環境里長大的年輕一代也不干了。

　　接著，他從文化人類學視角指出，特定的文化觀念不過是一種社會需要，他說，像“孝”這種東西，在古代不單單是一種親情，而是一種社會倫理，甚至成為法律，但它的起源實際上與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特點有關。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沒有斷裂和躍遷，而是一種周而復始的重復，老人的經驗極為重要，尊老就是在這種層面上形成的。而老人得靠兒子供養，兒女還得靠家族，所以中國人形成了家族觀念。而家族要繁衍，所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倫理觀念就在這樣的需要下形成了。

　　唐太宗發命令要寡婦改嫁，而在宋以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卻鼓吹得很起勁，葛劍雄認為，這是因為唐朝的人口不多，但宋以后人口已經太多了。

　　正因為文化、倫理與特定的社會環境以及生產生活聯系緊密，葛劍雄指出，改革開放后，以往的觀念也發生了改變，在現在的社會結構里，已經不可能“以孝治天下”了。

　　改革開放帶來的觀念變革史無前例

　　“中國”這一稱呼非常容易讓人聯想到古代的“天下”概念。葛劍雄認為，天下觀對中國人來說很重要。

　　他指出，按照古代中國人的理解，華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四周都是蠻夷，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一理解讓古代中國人有一種瞧不起周邊的心態，從中心到邊緣似乎呈一個高低有別的價值序列。這反映在唐代，雖然當時很開放，但這種開放是認為自己很優秀并充滿自信，打開門讓別人來學，而不是自己出門去學人家。這種心態就是：我很好，別人來是來仰慕我。

　　葛劍雄認為，這種心態可謂是根深蒂固。即使是在清末，看到了洋人的堅船利炮，一些聰明人也只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在文化上還是一種老大心態。如果有誰說洋人的好東西，得到的回答也是“咱們古已有之”。到后來，張之洞對于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有更清醒的認識，但仍然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在回答聽眾提問時葛劍雄以日本作為例子，指出日本當初面臨的情況和中國一樣，也是西方列強打到家門口。但日本人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很快學習模仿西方，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的傳統文化消失了，事實上，它保存得比中國還好。

　　葛劍雄認為，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次觀念和社會的變革能夠與改革開放相比。雖然它也帶來一些問題，但無論如何都得承認這是有進步的，倒退是沒有出路的。中國的現代化和世界上的差距還很大。而在實現國民的現代化上，廣東有更好的條件。

　　商人當政協委員有淵源

　　古代中國人為何看不起商人階層？葛劍雄認為，在古代沒什么私有財產制，財產都是皇帝的，他喜歡的話，一聲“籍沒家產”就沒了。財富的來源主要是種田和做官，而商人的出路就是和官套近乎，比如拿錢買一個“候補道臺”什么的，“而現在的商人則是當政協委員”。

　　他認為，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雖然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弊病，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國家能夠讓幾千年的傳統觀念得到改變很不容易。西方新教倫理認為，一個人努力掙錢，不僅自己有面子，也是榮耀上帝的事情�！叭绻�不是改革開放，富了光榮這樣的話誰敢說呢？”

　　在回答觀眾提問時，葛劍雄指出，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權利義務分配的制度體系，在這個制度體系里，個人與個人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政府與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應得到分別。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未經葛劍雄教授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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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汀陽的“天下”理論

　　對于西方來說，國家是最高的政治單位，然后是共同體，然后是個人、個體。而中國的序列跟他們錯開一點，我們是天下就相當于世界，天下是最高的，然后是國，然后是家。

　　就中國古代的天下理論來講，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無外原則，就是王者無外。這個原則等于是說：我們世界土地有多大，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就必須伸多遠，就必須覆蓋整個自然的存在，只有這樣，才是一個充分的政治制度。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西方的政治理論。西方的政治理論發源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后來又以宗教為單位。這里頭都有一些非常危險的原則，就是一個典型的模式，異教徒的模式———后來當代的卡爾·施密特講，說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區分敵我———別人的就是相當于異教徒，或者說，它至少也是個敵人。就是永遠要把這個世界分裂地去看，只有在這個背景下，他們才能夠思考政治問題。只有世界存在敵對方的時候，他們才有政治的沖動，全部政治沖動都建立在與人作對上。而他們想像的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一個政治實體存在，總是不能充滿整個世界，總是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把另一部分作為它的敵對方去想。

　　———趙汀陽：《以“天下”觀世界》

　　趙汀陽：廣東汕頭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清華大學倫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應用倫理中心研究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