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界別的人協商政治，本就該有各種立場上不同觀點的交鋒和博弈。但政協沒有形成委員間互相辯論的傳統，且在工農委員僅僅是點綴的情況下，代表資方、取消“無固定期限合同”的聲音很容易獨大，難以在政協中公平交鋒、平等博弈。

　　繼前段時間廣州兩會上好幾位企業界政協委員炮轟《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嚴重不公，并吁求取消“無固定期限合同”后，這種聲音又被接力傳到了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前中國女首富張茵赴京開會前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將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建議取消“簽訂無限期合同”，認為不但企業非常難操作，對勞方也不是件好事，這種大鍋飯的勞動條例要不得。這個站在企業立場的提案同樣遭到了網友激烈炮轟。(3月2日《新快報》)

　　雖然筆者也不認同張茵的提案，但力挺她提交這一提案的權利。首先，各級政協章程都規定了“政協委員有批評的自由和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自由表達的價值優先于表達的內容；然后，政協委員表達本群體的利益訴求天經地義；還有，可能“無固定期限合同”確實需要不同利益群體進一步的博弈，張茵提案，恰有利于將一個“夾生的規定”提上公開討論、重新博弈的公共平臺。

　　進一步看，張茵提案帶出了更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在政協上會不會有委員與張茵就此提案進行辯論，有沒有一種力量抗衡企業界的利益訴求從而形成勢均力敵的博弈——更直接地說：《勞動合同法》修改是一個涉及到資方與勞方雙方利益的事，現在資方的委員發言了，能有勞方的政協委員站出來反駁，力挺有利于本群體利益的“無固定期限合同”嗎？現在看來，很可能不會有：

　　一方面，政協沒有形成委員間辯論的傳統，而是各說各話、互不批評：可以毫不留情地批評某種現象，可以言辭激烈地批評某個部委，可似乎就是不能直接批評另一個委員的提案，不能針對另一個提案發表不同意見。其實，不同界別的人聚在一起協商政治，本就該有各種立場上不同觀點的交鋒和博弈。

　　當然了，“難有反駁意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協委員中利益群體的不均衡———政協中勞方界別的政協委員比例相當低甚至根本沒有。政協委員中工農界別的委員比例偏低是個老問題了，去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舒安娜就批評說：我在政協農業界，可這里一個農民都沒有。如工會界別，擔任委員的很多是工會領導，真正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寥寥無幾。

　　今年政協換屆后有沒有改變這種狀況呢？有，但力度似乎并不大，仍維持了往屆“明星多、專家多、冠軍多、老板多”的特點——這屆委員中私企老板尤其多，逾百位私營企業老板成為今年政協的“新貴”。政協中工農委員僅僅是點綴，這種情況下代表資方、取消“無固定期限合同”的聲音很容易成為一種獨大的聲音，勞方的聲音缺席，沒有委員站出來反駁資方的觀點，不能在政協中形成公平的交鋒和平等的博弈。這在前段時間的廣州政協會議上已經出現過，企業界的委員集體一邊倒地炮轟《勞動合同法》，政協上聽不到代表勞方利益的聲音。

　　有人會說，輿論自然會反駁張茵的觀點，可輿論的反駁畢竟是間接的，其力量也比不上政協委員提案的政治影響力。而如果有工人委員能在政協上和提案中與張茵針鋒相對地辯論，才能形成勢均力敵的政治影響和平等的博弈。(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