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人說“內斗”是咱中國人的天性，這話不太正確，“內斗”是人的共性，古今中外皆如此，在知識分子扎堆的地方或許更嚴重，所以才有“文人相輕”的古言。在美國高校內斗也很厲害，因為有終身教授的制度，在此位者就沒有后顧之憂了。很多系里也是派系林立，內斗不斷。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是教授出身，他曾有句格言：“大學內斗如此激烈，恰是因為相關利益太小了。”我在美國任教十多年，對此太有體會了。有些時候教授們爭的都是很小的事情，如休假時間、排的課程時間、電腦設備配置等，甚至是某某背后怎么議論自己的。教授們記性又好，有些陳芝麻爛事多年后仍耿耿于懷。一個例子，我們學校每年要評選出一個最佳教授（僅是個榮譽），今年我們學院有兩位教授被提名，其中那個更資深者最后落選，他勃然大怒，覺得不公平，還要跑去找校領導申訴。

　　但西方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化，也為解決沖突建立起了必要機制，那就避免了矛盾的激化。比如，假如你覺得受到歧視或不公正待遇，可以訴諸于申訴程序。你擔心會官官相護嗎？尚有第三方仲裁的方式，或是由行政、老師和學生的代表共同組成的聽證會作裁決。系里還有由教授代表組成的各種委員會參與行政管理，如系里有教授人事委員會，他們就招聘、晉升、終身教授評定等向商學院院長提出建議，而這種建議有很大的分量。

　　這種自下而上的組織結構的最大弊病是行政效率低下，但減少了行政決定的個人色彩。如以上評選最佳教授的例子，那位老教授即使去吵也沒有用，因為決定是由此獎項評選委員會集體產生的，是程序的產物，從而使得他的抱怨成為沒有理由的抱怨。

　　若是就事論事，光華管理學院對何志毅教授的處分不能說是不合理，我也不欣賞何那種挾民意以迫天子，唯恐天下不亂的做法。但同時我也認為，中國高校要建立起更完善的解決爭執的機制，以避免這種兩敗俱傷的局面重復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