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徐浩程

　　1999年5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設立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學位(MPA)；倡導者奔走相告，相互慶賀。

　　2001年10月，首批24所MPA試點院校招生啟動；“其意義遠超出‘學位’教育本身”的期望與溢美之詞見諸報端。

　　2003年，MPA試點院校“擴軍”，增加至47所；MPA招生遭遇“滑鐵盧”，報名人數較之2001年銳減50%。

　　2005年，首批MPA試點院校教學評估提上議事日程，“MPA教育逐步跨入完善和成熟期”；MPA人發出“MPA在我眼里已經成了‘野山芋’而非‘香餑餑’”的感慨。

　　MPA五年，現實與期望正漸行漸遠。

　　遭遇中國式尷尬

　　2005年10月，一封“北京大學MPA聯誼會”遞人事部的公開信開始在各大網站、BBS上轉載流傳。

　　信中，北京大學MPA聯誼會稱“代表全國三萬名公共管理碩士”對2006年公務員招考相關規定予以強烈質疑。“相關規定”究竟為何，信中并未言明，但憤慨地寫道“大批MPA離家別親，舉債求學，如今學有所成之際，卻發現報國無門”。

　　而更吸引網民眼球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那句曾令倡導者奔走相告的話———“為……培養高素質的專業化國家公共事務和行政管理干部隊伍，特設置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赫然在信末附件中被強調出來。

　　用“報國無門”形容MPA的處境言之過重，但現實與期望之間的反差如此明顯，并示之于眾接受拷問，讓MPA遭遇前所未有的尷尬。

　　這種差距與尷尬從何而來？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學費高、投入大，而回報低、見效慢的因素，也有單學位證、就業渠道狹窄的問題。”安徽省政府辦公廳李軍告訴《決策》，“即‘入口’與‘出口’的問題。”

　　但與MPA一樣，MBA也沒有學歷、也是動輒數萬元的學費、也面臨“出口”問題，為何不見這些問題成為其發展的障礙呢？而且，MPA本身即為學位教育，這些根本就不應該成為問題。為什么這些在彼處不是問題的問題，卻成為MPA發展中的問題，甚至給MPA帶來尷尬？

　　全國MPA教育指導委員會在MPA登陸伊始就定下了“28比例”的“軍規”，即學員中在職公務員比例要占80%。教指委秘書長朱立言也將“開拓了我國公務員隊伍建設的新途徑”稱為MPA十大貢獻之一。

　　可見，從一開始MPA就與公務員培訓及其隊伍建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公務員相關政策也就不可避免地影響著MPA，包括形成以上的問題。

　　在入口上，我國目前尚無系統的MPA教育成本分擔政策，現有規定散見于各類文件中。在出口上，雙證之所以成為焦點是因為相關政策對MPA碩士地位不予承認。“檔案是要看學歷的，即便是黨校學歷也行，MPA說是碩士沒學歷就沒人承認。”作為清華大學2002屆MPA，李軍談到這個問題多少有點尷尬。

　　盡管中國人民大學即將于2007年試點的全日制MPA班將部分解決學歷問題，但即便如此他們仍將不得不面對公務員凡進必考的政策“紅線”。“畢業之后，他們能否順利走過這個通道，這是一個關鍵問題。”教指委秘書處辦公室主任、人大MPA招生與培訓辦公室主任李忠強告訴《決策》記者。在李忠強眼中這個通道即為公務員考試。盡管李忠強對首批全日制MPA的“出口”持樂觀態度，但也不免疑問“未來規模放大了，還能消化嗎？”

　　這僅僅是政策方面的原因，在政策背后，更深層次的是體制問題，政策方僅僅是MPA尷尬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

　　在采訪中，不止一位被采訪者告訴《決策》，當初看到相關文件時都很興奮，但接下來話鋒一轉，“如果發文單位再加上組織部就好了”。說完之后，他們不約而同地一聲嘆息，感慨頗多卻難以言語。

　　《決策》記者翻閱了2001年國家部分MPA文件，發文單位多是教育部和人事部，的確沒有組織部。但MPA自誕生之日即以培養應用型、專業化的公務員為使命，這也是其存在于今的重要理由，所以人事部發文應該說是MPA的應有之義。何來嘆息？在MPA教育上，組織部的態度真的如此重要嗎？

　　在我國政府部門，很少有將“干部”和“人事”分開講，這兩個關聯不大的詞在我國總是一起出現，“加強干部人事管理”、“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改革”等。而同樣與之相應的是在我國政府部門，人事部部長均兼任組織部副部長。

　　這是中國式的政壇現象，在這一現象下是我國干部體制與人事體制的緊密結合。“我們干部管理體制與人事管理體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人事體制、干部體制就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安徽省外事辦副主任陸友勤告訴《決策》記者，“而目前MAP只與人事體制結合，而未與干部體制結合。”也正因如此，才導致在MBA不成問題的問題，卻成為阻礙MPA的難題。

　　一方面是MPA的天定使命，一方面是中國特殊的國情，MPA這個舶來之物遭遇到中國式的尷尬。

　　是屠龍之術嗎

　　2006年3月20號，MPA教指委換屆選舉結束，第二屆教指委成員誕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教指委副主任委員中增加了一個名額———中組部干部教育局局長李培元。“這應該算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李忠強強調說，“中組部主管干部培訓領導的加入，表明國家對MPA的態度。”

　　同時，部分政府及部門開始與學校合辦MPA班，上海等地也要求公務員學習MPA的核心課程。

　　一時，MPA遭遇的政策、體制尷尬似乎正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但上述問題解決之后，MPA就能發揮作用了嗎？就能實現人們的期望了嗎？當初人們對它的期望可“遠遠超出‘學位’教育本身，甚至寄希望于它能改變公務員的行為方式、政府運作方式和效率。”

　　自2001年以來，MPA招生學校逐步增加，“首批僅有北大、清華等24所院校，2003年增加了23所，第三批增加了36所，今年教指委正組織新一批招生院校申報。”李忠強告訴《決策》記者，包括在校生，截至目前我國共培養了近3萬余名MPA。

　　但“相對于我國540余萬的公務員隊伍、近3000余萬的事業單位人員而言，現在培養的MPA還是太少了，滄海一粟。”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薛瀾向《決策》記者分析道：總體的人數相對較少而且比較分散必定會制約MPA發揮其作用，因為要想讓一個人改變一個人，難度尚不是很大，改變兩、三個人，成功的機率也是存在的，但要想改變十個人，那結果幾乎為零，而目前我國每位MPA平均面臨的是540個人。

　　“聚作一團火，散作滿天星”，顯然按我國目前的培養規模，要期待MPA給公共管理帶來顯著變化，我們還需要期待更久。但基數增加就能讓MPA學以致用嗎？

　　目前，MPA核心課程是公共管理、公共經濟學、公共政策分析等，其中政策分析等工具性學科又是重中之重，“培養高層次的應用型專門人才”及類似口號已成為大多數MPA院校共同的宣傳語。可見，盡管MPA是在美國政府轉型期間發展起來的，但經過八十余年的發展，其推動政府轉型的角色已更多地轉變為服務型政府的治理工具，MPA已經與服務型政府緊密聯系在一起。

　　而在中國呢？9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推進政府管理創新”電視電話會上發表題為《加強政府建設、推進管理創新》的報告，要求通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履行政府職能等途徑，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對于這條新聞，眾多媒體已因“關注疲勞”而對之一帶而過，對“喜新厭舊”的媒體而言服務型政府建設已經是一個相當陳舊的話題了。但總理再次把這個話題提出來，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思考我國政府轉型、建設服務型政府開展了這么多年，其成果究竟如何？

　　MPA是與服務型政府聯系在一起的治理工具，如果政府不是按照服務型政府的方式去運作，MPA即便能在個別優秀的人才身上學以致用，其用途又能有多大？李軍告訴《決策》，現在很多地方說是借鑒國外公務員考任制度，但選拔職位上沒有預測和規劃，資格條件上沒有工作分析，考核考察上重錄用輕任用，“公務員一進試用期就是進入了安全期。”

　　與服務型政府一樣，讓媒體產生“關注疲勞”、讓MPA有成為“屠龍術”之虞的還有NGO(非政府公共組織)的發展。“28比例”的訂立一方面是因為公務員培訓的緊迫性，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我國NGO較為弱小。“NGO是MPA發揮作用的重要渠道，但目前我國對NGO管理相當嚴格，我也曾想成立一個民間機構，但最終沒能成行。”李軍告訴《決策》記者，“其實國外MPA有一大部分是在非政府組織中。”

　　“一方面源于機制、體制，而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能否提供新的發展空間”，在薛瀾看來，就是這兩方面的因素最終使得MPA遭遇目前尷尬，“政府發揮MPA作用的環境還需要進一步改善，要期待MPA發揮作用就要有發揮作用的平臺。”

　　如何去期待

　　面對如此尷尬與困境，你我還有多少信心與勇氣說出它能“培養高素質的專業化公務員隊伍”、“改變公務員的行為方式、政府運作方式和效率”等如此的話語？我們又該如何去期待？

　　在采訪中，眾多被采訪者均認為僅僅一個教育的確難以承載如此多的期望與重負，但不論是受訪的學者還是官員又立即加上一句，“MPA至少是走向這些期望的路徑之一，而且目前是非常重要路徑之一”。

　　“建國后，我國公共管理人才的培訓經歷了一個點、線、面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之前公共管理人才的培養主要以各級黨校這個點為主，之后各類行政學院的設立使得培養體系發展為線。”陳曉劍告訴《決策》，“而MPA則進一步完善了培養體系，使其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定的三角板塊。”而在這些培養體系中，陸友勤認為,“MPA是與新《公務員法》的精神結合得最緊密的一個。”

　　所以，我們有理由將如此多的期待放在MPA身上，也有必要探討MPA如何去承擔這些期待之重。

　　2003年12月，首屆全國MPA論壇在北京大學隆重召開，論壇的主題———當前中國公共管理面臨的挑戰與對策———已昭示其疾呼社會關注與國家政策的意圖。針對上文探討的原因，要促進MPA發展，最直接有效、并且能在短時間內看到實現曙光的可能就是相關政策的完善和出臺了。在采訪中我們也發現，呼吁國家激勵等配套政策的出臺一直是其中的最強音。而近年來國家也的確出臺了相關政策，人事部專門下文表示政府對MPA教育的支持和學習時間、經費的保證，中組部也下文組織和推薦局級干部為主體的生源。

　　但政策并非MPA遭遇尷尬的唯一原因，體制、環境等因素都是尷尬的原因，而且是更為重要的原因。“這些就需要合力來解決，既有MPA教育院校的責任，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努力。”薛瀾告訴《決策》，這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MPA不是萬用靈藥，不是一拿到MPA就變成神仙了，這是不可能的。”中山大學教授夏書章告訴《決策》記者，“把MPA看得神乎其神，拿到MPA以后中國馬上就變成發達國家，是沒有這樣的事情的。”

　　MPA還需要什么

　　2006年1月1日，新《公務員法》正式實施，其再次指明了一個方向：公務員的專業化。

　　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將中國公務員分為四代，第一代多來源于工農人員，第二代多來源于專業技術人員，第三代多來源于經濟管理人員，而第四代將是學公共管理的專業化公務員。

　　顯然，MPA將成為專業化公務員的組成之一。這僅是遠景，不能強求，但卻可以追問要實現遠景，MPA還需要什么？

　　當陳曉劍在接受采訪時，他強調“雙證的問題我不回答，我的觀點會引起很多人不滿，甚至被罵。”在一再追問下，他向《決策》記者分析道，雙證問題為什么這么受重視，“其實最后全是為組織部考核提拔干部準備的。”

　　一語中的。雙證一方面影響著大多數MPA人發揮自身能力，但也的確是因為阻礙著一部分人升遷才被他們一炒再炒。這背后則是“官本位”的思想。

　　計劃經濟時期，權力高度集中，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一般都由政府說了算，因此，政府官員給人最鮮明的印象是“權力”，官員是權力的化身。即使到了今天，人們對政府機關的向往、對官員的尊重乃至奉迎，一般均沖著權力而來，而MPA也難免成為一小部分人解決學歷、追逐權力的工具。如此，則MPA將離專業化公務員這一遠景越來越遠。

　　“易中天講蘿卜講得非常好，”陳曉劍笑著告訴《決策》，“他講蘿卜有三大好處，第一、所有蘿卜都是草根，第二、所有蘿卜都是健康的，第三、蘿卜怎么吃都可以。我們的MPA就是要培養蘿卜、培養草根。”

　　專業化公務員，MPA還需要什么？那就是需要堅持，堅持它的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