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案例教學

　　劉勝軍

　　如今，談到商學院人們就提起案例教學，提起案例教學就想到哈佛商學院。不過，西諺云“魔鬼藏在細節之中”，人們對案例教學仍存在不少誤讀或片面認知。案例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仍被蒙著一層朦朧的面紗，問題縈繞……

　　商學院是案例教學的首倡者嗎？法學院在1870年率先使用案例教學法，而商學院引入案例則是1920年之后的事情。商學院的案例與法學院的案例有很大區別———企業管理更為復雜和不確定，不像法院判例那樣有比較標準的解答或原理。事實上，很多法學院的案例現成地取材于法院的判決，而撰寫商學院的案例則要進行大量調研與訪談。

　　所有商學院都以案例教學為主嗎？商學院一直以來分為兩大陣營：理論派和案例派。前者以卡內基梅隆大學為代表，包括赫赫有名的沃頓、斯坦福、芝加哥。他們堅持把管理當作一種科學來對待，案例在教學中只是輔助性的。后者以哈佛和加拿大毅偉(Ivey)商學院為代表，認為案例是一種專業，堅持以案例教學為主體。這兩家商學院分別以350篇和200篇的年產量成為全球案例的前兩大供給者。不過，兩大陣營并非涇渭分明，眾多商學院游移在兩者之間。

　　案例都是教授撰寫的嗎？理想的案例應該由教授撰寫，因為只有教授才知道為什么而寫案例，他們是最終用戶，沒有教學經驗的人士難以準確把握這些用戶的需求。1921年，哈佛商學院第二任院長WallaceDonham召集教授投票決定從“問題教學法”轉向“案例教學法”，從此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案例教學的征途。為解決來源問題，他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成立了“企業研究局”，組織了一批研究人員在1920年－1925年間集中開發了一大批案例。不過，案例積累到一定數量后，他解散該局，把案例開發的職責放在了教授們的肩上。如今，大多數案例都是由教授在學生或研究助理的協助下完成的。

　　企業都很樂意把自己變成案例描述對象嗎？教學案例通常描述的是企業面臨的頭痛問題或決策挑戰，并不能起到提振企業名望之功效。個別中國公司喜歡興奮地宣布自己入選哈佛或IMD案例庫，這多少會令教授們苦笑。這也折射出了國人對教學案例的認知仍頗為膚淺。在歐美，企業愿意成為案例研究的標本，首先是出于為教育貢獻微薄力量的榮譽感和責任意識，其次是希望借助教授的視角為公司進行免費診斷，幫助尋找問題。在中國，一方面企業管理尚不規范，透明度較低，再加上東方文化對“面子”的過度關注，企業家往往缺乏開放的心胸來為案例研究提供足夠支持。

　　案例教學是哈佛一家之功嗎？的確，哈佛商學院對案例教學的執著遠非其他商學院可比。但案例教學體系的形成和完善是哈佛商學院集合全社會智慧而成的。同樣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哈佛商學院于1955－1965年間組織了10期“訪問教授案例教學計劃”，先后有200多名來自全美主要商學院的教授參加，成為案例教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舉措。現今，案例已成為哈佛的鎮山之寶。2005年，哈佛商學院在全球共銷售案例696萬份，按照哈佛標準(每名MBA每年學習250個案例)，可以供給約2.8萬名MBA的案例需求，相當于31個哈佛商學院的招生規模。

　　案例教學真的能替代“實踐出真知”嗎？支持者認為案例學習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年復一年地等著經驗的日積月累”，反對者認為案例不過是對第一手經驗的第二手敘述，而課堂討論甚至只是第三手的信息，管理實踐是無法在課堂上模擬的；批評者認為案例其實刪除了大量重要信息，難以準確反映管理決策的復雜性，支持者則辯解說有些信息是故意隱去以激發開放式的頭腦風暴；支持者認為案例教學能讓學員通過站在案例主角的位置思考從而做到從實踐中學習決策，批評者諷刺說，案例教學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填鴨式”教育，案例討論是被教授們精心安排的，有的教學指引甚至建議教授在黑板上寫下什么，Turner(1981)認為“教師技巧越精湛，學生在課堂越感到興奮，學習或許越沒價值”。

　　哈佛內部存在爭論嗎？存在。如何平衡案例教學和理論研究始終是一個費神拿捏的問題。WallaceDonham曾試圖縮減2／3案例編寫經費以促使教授更多地關注商業理論；1959年福特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分別資助了對商學院的兩份深度研究報告，前者擔憂管理學教授中的大多數從事著不受尊敬的職業培訓工作，強調案例只能作為補充，并敦促給予教授更多時間從事學術活動和正規研究；而后一份報告也提出了類似建議。這兩份報告對全球商學院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天平朝理論的方面傾斜。

　　哈佛商學院也受到了沖擊，不過是來自內部。

哈佛大學校長DerekBok在1979年年度報告中委婉地指出案例教學是一個出色的發明，但限制了學生掌握分析技巧和概念的時間，也導致教授只有很少的時間來研究更為長遠的問題。不過這一意見隨即招致了激烈的反駁。哈佛商學院校友、麥肯錫創始人MarvinBower組織了15位校友寫出了名為“一個戰略的成功”(TheSuccessofAStrategy)的報告予以回擊，敦促“保持案例教學的主導地位”。哈佛商學院做到了這一點，但每個MBA兩年學習的案例數目從高峰時的900個銳減到目前的500個。

　　但是，理論研究亦不能獨善其身。

領導力大師WarrenBennis于2005年發表《商學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尖銳指出，“商學院正走在一條錯誤的路上，太關注對所謂科學的研究……偏離了真正的真理。”一位專欄作家將充滿了多重回歸分析和實驗室心理學的研究報告譏諷為“向上弱智化”。

　　如何平衡案例與理論，或許這本身就如明茨伯格對“管理”的定義那樣需要“大量的技巧(經驗)、一定程度的藝術(洞察力)和一些科學(分析)”。已故的管理大師德魯克在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執行院長PedroNeuno的信中說，“管理學院應該學習的一個好榜樣是醫學院……要不停地治病救人……我期望管理學教授也通過咨詢、擔任企業董事等方式活躍于企業界和經濟當中……因為管理是一種實踐。”果如斯，則案例教學當是防止教授們“向上弱智化”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