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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胡家源
發自北京、上海
中歐北伐
作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以下簡稱“中歐”)在北京的首席代表，如今已是助理院長的馬遇生，眼下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籌建一所“暫時不用再搬家”的北京分校。馬遇生對記者說，“8年里，我們搬了4次家”，現在“正在爭取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應該說他們已經開始對中歐分校的落戶表現出很高的熱情和濃厚的興趣”。
8年前，當馬遇生扛起讓中歐重返北京的授命時，路途并不順利。初來乍到,中歐幾乎默默無名，以北大和清華為首的京派商學院占據著這里的每一方天地。
早在1991年，教育部將第一批商學院MBA項目資源定向分配給清華、人大等9所高校時，當時北大并不在名單之中。僅僅過了幾年，北大就獲得了國務院學位辦批準，而且后來居上,一辦就是兩家:分別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以下簡稱“CCER”)和光華管理學院(以下簡稱“光華”)。
“和光華不同的是，我們一開始便是中外合作辦學，這應該不算嚴格意義上的體制內商學院了�！盋CER的國際MBA項目——“BiMBA”(Beijing International MBA)的中方院長胡大源告訴記者，當時的合作方是美國國際教育聯盟。等到2001年，光華開始與新加坡、法國的商學院合作辦學時，BiMBA在國務院學位辦組織的全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評估中，已經名列榜首了。
這個時候，中歐在北京的隊伍還正在為居無定所而忙碌不已，雖然這一獨立商學院當時已經身居英國《金融時報》亞洲商學院排名第一了。
一開始，中歐落戶北京西郊的達園賓館，之后又輾轉借用五道口的央行研究生部，2002年當全部人馬悉數轉移到如今的中關村甲級寫字樓后，它在北京的腳跟才算是剛剛站穩�！氨本┓中�50萬畝的規劃放在上地的中關村軟件園，大概到2007年年底可以建成投入使用�！�
仔細觀察一下中歐在北京的歷次辦公選址，就會發現這個“體制外”商學院行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充滿了指向和意圖。無論是頤和園路，還是五道口，或者中關村，距離海淀區名校尤其是北大，只不過是一步之遙�！爱敃r我的想法就是開到北大和清華邊上去，開到他們的家門口。”1983年畢業于北大的馬遇生坦言，自己非常熱愛母校，“這樣做只是希望北大能做得更好，競爭才會有壓力”。
中歐的舉動，對于北大的BiMBA或是光華來說，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令人放心的跡象。不過，當你走入北大校園，尤其是來到未名湖畔燕塔腳下的古園里，就會發現“競爭”兩個字在這里是另一種寫法。
北大謹守
從中關村來到北大東門，不過10分鐘路程，在堵車為患的北京城，算是一個“奇跡”。
胡大源的辦公室，連同BiMBA的中樞和場館，都在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座名為“朗潤園”的古樸庭院里，當然，CCER只占居一隅。除了門外停泊著的各色豪華轎車，在這個清代園林和季羨林舊居里，你實在看不出有什么能和現代商業社會最“高端”競爭的一面相聯系之處——這里甚至不像是一個學校。
然而，在中國的學術界和商業界，包括新聞界，CCER卻享有同北大光華相比毫不遜色的聲譽，與此同時，相比光華和其他的高校商學院，這里離中國的決策中心無疑更近一些，尤其是在提到“新農村建設”的時候。
胡大源說，“林毅夫早就已經是BiMBA專職的教授了，研究轉軌條件下的中國企業和國內商業環境，他和周其仁教授應該算是國內領先級的人物，這也是BiMBA的特色之一�！�
BiMBA的目標是“培養理解中國改革進程、熟悉國際運作規范”的老板和職業經理人，而從改革過程中尋找機會和助力，無疑是北大百年傳統下熏陶的“儒商”氣息，不過，在胡大源看來，“儒商”這個詞顯然不夠準確。
“我們只是多了一些中國的傳統文化，畢竟背后是北大和CCER的牌子，以及與決策層緊密聯系的教授資源和校友資源，這和中歐的國際化發展路線是不一樣的�！�
雖然BiMBA享受著體制內的一些好處——即教授資源的豐富性，又屬于中外合作辦學而且招生考試都不在“體制內”——看起來似乎左右逢源。但據記者了解，外方對于招生規模和課時安排的嚴格控制，或許會削弱BiMBA在國內的吸引力。
“BiMBA歷年MBA招生都不會超過250人左右的規模，外方認為這是合理的保證教學質量的手段，甚至在教學時間安排上，都要求必須考慮到效果而不能壓縮�！彼寡�，有時在向來自外地的MBA學生和兼職教授們解釋為什么要“每周來回飛兩趟”時，他很難開口。
事實上，合作辦學出現的中外方之間對于教學的矛盾，中歐也經歷過。中歐副院長張維炯告訴記者，“有時候對于一個教授的評價，或者對于教學進程的安排，中歐雙方會有很大分歧，這在創業初期都是需要經歷的�！�
不過在中歐背后，有眾多的人物在推動著這個磨合的進程，已知的名單上不只有諸如徐匡迪、謝麗娟和王生洪等眾多學術和科學界重量級人物的名字，還包括時任上海市政府主要領導的吳邦國、黃菊以及前任市長汪道涵等。
“十多年來，中歐作為‘體制外’管理教育的特區，以上海為基地迅速在國內外積累起大量的資源和相當的聲譽，與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張維炯表示。
不過，到了北京，中歐能否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還是一個未知數。
而且，到2003年，參與“競爭”的眾多京城強手當中，除了BiMBA和中歐以及北大光華、清華之外，至少還有一個。
長江財謀
北京東方廣場。這座王府井經濟區的地標建筑中匯聚了諸多世界知名跨國企業，但它的底樓所能見到的招牌卻只有“東方新天地”——幾乎與上海的一條酒吧街同名。這里就是長江商學院(以下簡稱“長江”)的總部所在。
2006年2月23日，面對著一群剛剛參加完EMBA招生面試的中國企業家們，院長項兵在東方新天地酒會廳微暗的燈光下充滿激情地進行了演講。他說，“酒會廳對拉近企業家之間的距離至關重要，如果彼此之間的面紗揭不掉，案例討論沒有意義，真正掙錢的‘刷子’是不會拿出來給你分享的。”
由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名下的(海外)基金會捐資創辦的長江商學院——從名稱上也許很容易被誤解為該機構是長江實業的關聯法人，事實上，它是又一所游離于“體制”外的非盈利教育機構。與中歐不同的是，它生長于北京，自然而然地帶有濃重的北方習性和京派作風：大氣、豪爽、擅長“關系經濟”。
院長項兵被公認為口才絕佳和極富公關能力的“活動家型”院長，也因此被卷進一些有關做秀和夸大其詞的非議，還時不時引來媒體對于“獨立文憑”的猜測和質疑。不過，這并不妨礙他把長江帶向一條不同于國內大多數商學院——包括“體制外”商學院的第三條路。
“現在我國的管理教育有兩大主流思路：一個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另一個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國內很多院校大都是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走西學為體這條路的比較典型的是香港科技大學和中歐�！表棻鴮τ浾叻治龅�，在幾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學校中又可以細分為研究模式和教學模式，“香港科大走的是美國頂級商學院的研究型大學之路，而中歐走的是教學為主的‘教學工廠’之路。”
而在項兵看來，長江希望走出的，是在“大我”的視野中沒有國際化和本土化之分，也沒有中學西學體用之爭的道路——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條道路呢？
“美國頂級商學院有兩大弱點，一是只了解美國的經濟和企業，對歐洲、亞洲了解不夠，二是他們的研究主要針對發達市場的‘陣地戰’——即研究現代企業之間如何競爭與合作，對‘游擊戰’——即對在新興市場如何進行有效的競爭與合作了解不夠�！�
項兵認識到，亞洲比較領先的商學院則至少有三大弱點，一是沒有世界級的教授團隊，二是視野太“本土”，無法應對全球競爭，三是生源不夠多元化國際化。“這就為長江留下了巨大的戰略發展空間！”他說。
那么，長江能顛覆數百年來形成的國外商學院的傳統嗎？
答案不止在項兵身上，更重要的人物是李嘉誠。
早在2002年為長江做完第一次演講《賺錢的藝術》之后，李嘉誠就曾經對項兵承諾，“你需要多少錢基金會就給多少錢，像這樣的投入成本要比北大、中歐高很多�！�
而實際上他所擁有的能量卻遠不止賺錢這么簡單，一方面邀請諸如沃倫·巴菲特、比爾·蓋茨、杰克·韋爾奇等頂級人物來參加“與大師同行”的經典講座，似乎只有李嘉誠才有這個面子；另一方面，長江商學院僅僅花了7個月，就獲得教育部批準，成為能頒發研究生學位的第一家非國有的獨立商學院，李嘉誠功莫大焉。
事實上，李先生的想法也許不只是成立一個商學院那么簡單。項兵曾在第一次介紹他的老板時說，“李先生崇尚的管理理念有兩點：第一，中西貫通，這和長江的校旨一脈相承；第二，用這套理論可以征服全世界�！倍@正是長江3年多來展現在人們面前眾多眼花繚亂的招數之靈魂所在。
不過，也有業內人評價，借助李先生投資的汕頭大學幫助來獲得授予學位的資格并不是長江的初衷，而只是應對創辦初期招生挑戰的一個計謀，“長江如果沒有自己獨立的學位文憑，說它是一個世界級的商學院應該還為時過早”。
至少，相對于國內眾多大學的商學院和中外合作辦學的MBA項目來說，無論是十幾年來苦心經營的中歐，還是創辦不到4年就意氣風發的長江，都只不過是將牢不可破的國內管理教育體制“撕開了一個小口子”而已。
世界級的商學院，無疑是應該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而展開競爭的前沿陣地，則是爭奪如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歷任院長所說的“優秀的教授”。
爭奪教授
上海浦東新區，2006年2月的某天，雨水節氣還沒有到來，早春的江南海濱城市迎來難得的晴天。
清晨6點天剛微亮，楊國安已經開始為這一天的上課內容作準備，細細地把整個課程的內容從頭至尾想了一遍，確信不會再有什么問題。7點鐘，他走出了家門，一個半小時后，中歐的課堂里傳來了他富有特色的聲音。
楊國安喜歡在課堂上連珠炮似地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習慣姿勢是一手插在褲子口袋里，另一只手來回地比劃，配合著踱步的節奏和不怎么標準的香港普通話，看起來活脫脫一個公司的高管和培訓師——事實上，楊國安本就是臺灣宏基公司的首席人力資源官，兼任宏基標桿學院院長，曾執教過加州州立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現在的身份是中歐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學教授。
“很早的時候我就和中歐有過接觸，1997年還在閔行校區的時候，曾擔任過學術委員會成員，作為美國商學院方面的代表。”楊國安在接受采訪時，會很認真地將自己擠在辦公桌和轉椅之間，一動不動，“所以后來長江商學院和我談，我還是選擇了中歐，盡管那邊的薪酬要高一些�！�
事實上，要高很多。據記者了解，長江商學院給全職教授的薪酬已經高出了國際同行的水平，相比于紐約大學商學院、西北大學商學院，可能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李嘉誠在長江商學院創建之初就表示：“教授全部要從世界前10名的商學院中高薪聘請，年薪不低于哈佛、MIT等頂尖學府。”
至于講課費，有報道可考。長江客座教授郎咸平曾坦言自己一場課要達到4萬元人民幣；而來自中山大學EMBA方面的信息顯示，從國外聘請教授講課費都要按國際價格支付，少則每人每天2000多美元，多則達5000美元。
不過，即使有李嘉誠基金會的大力支持，項兵也坦言，僅僅依靠高薪是不可能留住世界級教授的，一流的師資在全世界上都是一種稀缺資源�！盀榱俗屵@些教授能夠安心在長江教學、做研究，學院成立了兩大研究中心，案例中心和中國企業研究中心，但最重要的手段是‘教授治校’�！表棻诮邮苊襟w采訪時曾表示。
與體制內商學院的行政領導制不同，也與中歐的4人管理委員會(由中外雙方的院長、副院長共同組成)制度不同，長江成立了一個由所有教授組成的教授委員會。舉凡學校的重大決策，如聘請教授、上新項目等等，都必須由委員會成員提議，全體委員無記名投票，需要2/3以上票數通過才可實行。在教授延聘上，除了委員會的表決意見，長江商學院還會專門將教授資料寄給所在學科世界知名的10個學者匿名做評估。參與評估的學者由申請人選擇5個，學院選5個�！叭绻�4個以上的負面評價，長江就不會給出Offer。”在項兵看來，教授治校是長江的一個制度性保障。
事實上，中歐一直延續著創辦初期的理念：“借用教授”。該學院名譽院長劉吉回憶到，“一開始我們就想和哈佛商學院合作，邀請教授來訪問講學，但人家根本就不理你，直到后來我們進入了《金融時報》排名百強，正式的合作才有了基礎。”依靠不斷提升國際權威排名，中歐源源不斷地吸引不同國籍的海外教授，特別是來自美國頂級商學院的人士，不過保持教授的穩定性仍然是中歐面臨的一大挑戰。
長江則依靠李嘉誠的號召力和“教授治�！钡男滦凸芾砟Ｊ�，尤其是“培養民族企業”的目標定位和對中國道家文化“勢、道、術”傳統的闡釋，在華裔學者群體里形成了相當強烈的“愛國”共鳴，同時也引發了一些國際頂級商學院的好奇感。強調傳統當然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華人教授圈子目前相對較小，研究領域偏窄等等。
總體而言，對于國內獨立的商學院來說，自有教授數量較少，客座教授、訪問教授作為重要補充是普遍的情況，“中歐的全職教授只有33名，長江早期僅有十幾名常駐教授”。
而BiMBA的做法則穩當了許多，雖然一方面受制于外方對于教學日程的時間安排不便于頻繁大量地聘請海外教授，主要依靠北大CCER內部的教授資源，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由于外方位于美國，在聘請教授方面有更多的途徑可供選擇，而且“北大眾多的學術講座和論壇邀請的嘉賓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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