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譚力文教授

　　■專家訪談■本報記者崔克亮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實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企業是中國經濟力量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主要載體，中國企業競爭力的強弱也直接影響著中國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的盛衰。和通過行政管理體制創新來提升政府效率一樣，通過持續而有效的戰略管理創新來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是擴大改革開放成果、使中國早日成為現代化發達國家的必然選擇。正是鑒于此，建設創新型國家業已成為中國的一項重要國策。日前，帶著如何增強中國企業在戰略管理方面的創新能力，如何推進中國企業增長模式轉型等問題，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了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譚力文先生。

　　中國企業近年來業績不菲，但其所導致的社會不和諧及環境問題亦更為凸顯

　　

中國經濟時報：您是研究戰略管理的，能否從戰略管理的高度就中國企業的發展現狀做一個判斷和評價？

　　譚力文：好的。我們應該看到，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企業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在2002年－2006年，工業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8％，從2002年的47431億元人民幣增長至2006年的90351億元人民幣；固定資產投資年增長率達到24．18％，從2002年的43，500億元人民幣增長至2006年的109870億元人民幣；進出口總額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8．34％，從2002年的6208億美元增長至2006年的17652億美元。

　　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到79752億元人民幣，比2005年增長16．6％。

　　相關分析表明，有150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07半年報，扣除掉無期初同比數據的32家公司，1471家公司的加權平均每股收益為0．19元；如果剔除新股因素，則加權平均每股收益為0．22元，比去年同期的0．134元增長不少；1471家公司上半年共實現營業總收入35738．24億元，同比增長24．50％；實現營業利潤4603．59億元，同比增長65．91％；實現利潤總額4687．30億元，同比增長66．78％；完成凈利潤3191．38億元，同比增長70．78％。上市公司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7．8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7個百分點。中國頗具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的良好業績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企業的運行狀況。

　　國家統計局全國企業景氣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二季度，全國企業景氣指數為146．0，分別比一季度和上年同期提高6．3點和10．1點，表明企業生產經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發展；而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繼續置于景氣高位，為143．1，高于一季度和上年同期，有49．8％的企業家對所在行業總體運行狀況持樂觀態度，43．5％的企業家認為變化不大，表明多數企業家對當前及未來宏觀經濟發展仍保持良好的信心與預期。

　　客觀的業績和主觀的預期，從兩個方面大體反映了中國企業近年來取得的成績和進步。

　　中國經濟時報：您能否再對中國企業目前存在的問題做一些分析？

　　譚力文：應該看到，中國企業目前的增長是抓住和順應了當今世界產業轉移的全球經濟發展機遇，但在取得重大增長與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可稱為學費吧。例如，市場經濟的一些負面效應對中國傳統文化沖擊造成的浮躁、急功近利現象日益突出；財富積累方式存在的一些問題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外延式的增長模式依然是企業發展選擇的主要方式；能耗巨大、污染嚴重等反映社會不夠和諧的問題逐漸顯現，甚至還在進一步積累與加劇；等等。

　　中國企業目前的增長模式必須立即改變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社會不和諧的問題、人與自然不和諧的問題日趨嚴重，您能否進一步分析一下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

　　譚力文：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十分復雜，從企業層面上看，問題的關鍵在于企業增長方式的選擇。可以這樣認為，中國企業目前的增長模式必須逐漸改變，甚至必須立即改變。

　　中國經濟時報：這是為什么呢？

　　譚力文：我們看看數據，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在談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時曾講到，在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方面，沒有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力比得上中國。中國在2005年全球工業原材料用量增長中所占的比重令人瞪目：鋁50％、鐵礦石84％、鋼材108％、水泥115％、鋅120％、銅307％，而鎳更是超越了307％的增長水平。我們再看一些現象，在中國企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其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勞動用工問題、產品質量問題、商業欺詐問題等也在迅速增長，國人對此已難以容忍。這些問題甚至還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存在，而它們能夠為中國企業的發展提供好的增長環境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前面講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順應了當今全球產業轉移的重要機遇，但在接受、參與這個機遇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尋找適應中國自身大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中國經濟時報：這應該是您依據戰略管理理論分析得出的一種看法吧？

　　譚力文：是的。戰略管理理論告訴我們，戰略分析的關鍵在于通過對研究對象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的科學分析，去制定正確的戰略。我在一些場合多次講到，對當今世界發展格局（外部環境）和中國國情（內部條件）的認識都可以分別用三個關鍵詞進行描述，其中，當今世界發展格局可以用“知識”、“ＩＴ技術”和“國際化”三個關鍵詞概括，中國國情則可以用“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三個關鍵詞進行描述。“知識”是對當今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科學技術的總稱，也是對當今經濟活動中關鍵經濟要素的概括性描述；“ＩＴ技術”就是數字化技術及其他圍繞數字的傳輸技術，它是新階段知識實現的重要途徑和集中表現；“國際化”則是對當今全球經濟發展大格局、大趨勢特征的描述。“社會主義”是對我國基本政治屬性的定義；“發展中”是對我國目前或較長一個時期內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發展特征的描述；而“大國”則是對我國幅員、人口等資源稟賦和經濟增長、經濟總量的描述。從字面上就不難看出，這兩組、六個關鍵詞不僅體現著發展的機遇，也隱含著發展的矛盾與沖突。

　　在中國企業發展的前沿上必須做到“融入與提升”

　　中國經濟時報：基于以上分析，中國企業發展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戰略呢？

　　譚力文：正如前面已經講到的，中國企業發展戰略選擇的核心在于中國企業增長模式的轉換，用更為直白的話講就是，在中國企業發展的前沿上必須做到“融入與提升”，在中國企業發展的基礎上必須實現“夯實與發展”。“融入與提升”是指中國企業必須參與國際化競爭，同時在參與國際化競爭的過程中提升自我；而“夯實與發展”則是指中國企業在自身競爭力培育的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打好基礎，尋找新的增長模式。

　　中國經濟時報：請您先談談“融入與提升”的問題。

　　譚力文：“融入與提升”的提出是基于前面對世界趨勢與中國國情之間存在的協調與沖突的分析。我們知道，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依靠的一股強大力量來自經濟全球化，但從經濟全球化的本質來看，其提倡者、推動者和受益者在更大程度上其實是我們強勁的競爭對手——發達國家。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是為了釋放它們超過本國需求的生產能力，為了獲取更為廉價的經濟資源，為了更好地利用它們所擁有、所控制的經濟資源——知識而掌控重新安排資本、土地、勞動力等經濟要素以及進行全球市場分割、調整利益分配的能力和主動權。進入21世紀以后，企業競爭的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知識要素和ＩＴ技術的影響下，國際分工已明顯地從依靠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的傳統產業間分工轉向按競爭優勢理論構建的價值鏈分工。一國的競爭優勢不再體現在某個特定的產業或特定的產品上，而是反映其在全球價值鏈中所占據的某一個環節甚至就是某一個創意、某一個工序上。

　　例如，不久前，有人分析了美國蘋果公司所創造的產品ｉＰｏｄ�煟郑椋洌椋铫煟常埃牵牐�它在美國售價為２９９美元，中國作為生產國，組裝的單位成本只有４美元，但從中國出口到美國，該產品產生了每臺１５０美元的貿易逆差。分析結論是，在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商品的制造商和產地其實已經不那么重要，制造過程早已打破了地理、政治和關稅的藩籬。蘋果公司成為整個ｉＰｏｄ供應鏈最大受益者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ｉＰｏｄ的制造者，而是ｉＰｏｄ的創造者。顯然，在價值鏈細分的基礎上，任何想生存、發展的企業都只能根據自我的核心競爭力和資源優勢，在價值鏈上尋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然后利用自己的優勢努力地向下或向上延伸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以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這是中國企業的期望，但這是容易做到的嗎？

　　答案十分清楚，這種延伸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一方面，發達國家的企業會利用自己多年累積的科研實力、品牌優勢牢牢地把握附加價值豐厚的價值鏈上下端。我們更需要注意的是，隨著知識要素在經濟活動中作用的顯現，發達國家的企業普遍祭起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旗幟，將知識產權作為知識商品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行封堵。這是一個很難逾越的壁壘，因為除了需要長期的積累和強有力的投入以外，知識產權圍繞著知識構成了一個十分復雜的關聯體系。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企業，還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走的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道路，我們的的發展道路因政治特質的不同而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在日常的經濟交往和紛爭中，我們不難發現，出于種種原因，發達國家在充分享受中國廉價商品和中國龐大市場雙重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卻始終希望將中國的企業控制在全球價值鏈附加值微薄的低端，不讓或延緩中國企業從它們那里獲取可能導致產品升級的技術，不讓中國企業分享它們的科學技術成果。面對這一簡單、直白的道理，中國企業應該有更需艱苦奮斗的準備，也應該知曉不能簡單模仿、照搬一些制度與企業發展模式，而更需通過自己切實的努力，堅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道路。我們必須認識到的一個問題便是，我國政府提出的自主創新決不會只是一時的國策，它將與我們所選擇的社會制度長期并存。

　　這就是我認為的，在中國企業發展的道路上，不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是放棄發展的機遇，但在融入中不積極地走自主創新的道路，不積極地提升自我創新能力，將會斷送發展的前景。

　　在中國企業發展的基礎上必須實現“夯實與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請您再談談“夯實與發展”的問題。

　　譚力文：“夯實與發展”是中國企業實現增長模式轉換應該思考的第二方面的問題。近來，在國際上，有將中國產品妖魔化為“問題產品”的現象，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十分復雜。這里面有政治原因、經濟原因，也有中國產品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作為生活在中國的一個公民，確實經常會為自己吃穿用的許多假冒偽劣產品而不放心。在與企業多年交往的過程中會發現，我國不少企業將自己的戰略關注點放在政府上、政策上，津津樂道地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理解為“政治經濟學”，熱衷于鉆政策的空子，迷戀于“資本運作”、“財務杠桿”，而沒有也不想將注意力放在企業研發、投入以及加強企業基礎管理上。在一些企業中，我可以明顯感覺到，其企業管理水平甚至低于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水平。

　　與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幾百年工業文明相比，我們的現代工業生產僅僅只有幾十年的時間，我們的市場經濟甚至僅有１０余年的時間，因而這里面有許許多多的文化、觀念與意識需要轉化，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解決，而這些問題相對技術、設備而言，都是更難解決的軟問題，而它們恰恰又容易被我們所忽視甚至被有意淡化。這就造成了企業管理的薄弱，也為質量低下的產品和服務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但我認為，最為重要的是缺乏現代工業文明的意識和能力。在這方面，除了企業要充分認識并自覺、有效地實現經營模式的轉化之外，中國政府也必須科學地調適中國企業運行的環境，例如加強環境保護，嚴格實施用工制度，科學、合理地計算土地、資源使用成本，嚴肅市場監管，嚴查違紀違法的經營手段，這都會有助于企業夯實基礎，實現企業增長方式的轉變。

　　這就是我認為的，在中國企業的發展道路上，必須深練內功，注意企業經營模式轉換的內涵。否則，中國企業會日益自我惡化經營環境，并妨礙自我核心競爭力的培育與建設。當然，這種宏觀與微觀管理方式的轉變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問題的造成不僅僅是傳統經濟運行思維慣性的延續，其間也充分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一些經濟特征，甚至就是規律。

　　實現由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變的根本出路在于個人、企業、社會及政府的全面再造

　　中國經濟時報：您上面談到的一些問題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之所有存在這些問題，既有技術層面的因素，也有觀念、意識方面的因素，更有機制、體制方面的因素，解決起來談何容易。

　　譚力文：是的，以上的問題其實不少都是老問題，只是以新的形式表現得更加突出與尖銳。我記得１９９４年德魯克訪問日本時，面對堆積如山的問題，德魯克開出的治理藥方很簡單，即，日本社會面臨的根本問題在于知識工人的管理問題。日本現在已經是世界經濟的領導者之一，如果要維持這種領導地位，決不能僅靠創造性模仿，而必須逐步實現由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轉變，實現這一轉變的辦法在于全面再造，即個人、企業、社會及政府的再造。

　　雖然這是持有自由主義觀點的德魯克開出的治理藥方，我想，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逐步提升以及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雙向影響的進一步增強，這些治理意見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專家簡介

　　譚力文，四川省成都市人，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８２年２月畢業于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電機設計與制造專業，獲工學學士學位，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商學院進修學習，后在

武漢大學經濟學院攻讀西方經濟思想史專業西方經濟學方向博士學位，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武漢大學商學院常務副院長與武漢大學ＭＢＡ教育中心主任，現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企業管理學科負責人，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企業戰略管理研究所所長。社會兼職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學科評審組專家，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副理事長，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秘書長，武漢市政府參事。主要研究方向為管理理論、戰略管理。曾獲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