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文瑞 王肖婧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公認的經濟學祖師，但他在管理學中的地位卻十分微妙。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亞當•斯密在經濟學界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他的《國富論》在經濟學領域的影響極為深遠。同時，他在倫理學方面的建樹也十分出名，他的《道德情操論》至今依然是經典之作。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斯密對管理學的貢獻。在管理學領域，人們總是把斯密看做經濟學家，在推崇他的經濟學理論的同時又把他置于管理學之外。所謂地位微妙，是指管理學家們都客客氣氣地尊奉斯密為大師先哲，但又不把他看做管理學的圈內人士。厄威克的名著《管理備要—七十位先驅者生活和工作的歷史記載》，收錄了從工業革命到古典管理學時期的眾多人物，應有盡有，連制造蒸汽機的小瓦特和博爾頓也有一席之地，惟獨沒有亞當•斯密。因而，如何認識斯密與管理學的關系，至今仍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1723年6月5日，亞當•斯密出生于蘇格蘭法夫郡一個只有1500人左右的小鎮柯卡爾迪(Kirkcaldy)。幼年的斯密聰明好學，14歲就進入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主修拉丁語、希臘語、數學以及道德哲學。在格拉斯哥學習期間，著名哲學教授弗蘭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義精神給予斯密很大啟發，斯密對這位老師的教導一直念念不忘。1740年，斯密獲得了獎學金，進入著名學府牛津大學學習，1746年畢業后回到故鄉柯卡爾迪。1748年，斯密開始在愛丁堡大學擔任講師，主講英國文學，幾年后又開始講授經濟學課程。1751年，斯密回到母校格拉斯哥任教授，主講邏輯學和道德哲學。在格拉斯哥大學任職期間，斯密公開發表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學觀點。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出版，這部著作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使他躋身于英國一流學者之列。1764年，斯密受布克萊(Buccleuch)公爵之邀，離開格拉斯哥大學，到歐洲大陸旅行。旅行的經歷以及在旅行過程中同許多著名大陸學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經濟理論走向成熟，尤其是重農主義的經濟學家魁奈對他影響很大。三年后，斯密回到倫敦，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斯密回到故鄉柯卡爾迪，開始潛心撰寫經濟學著作。1776年，這部寫作歷時六年，修改三年的經濟學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終于完成。它的發表，標志著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正式誕生。

　　在寫作《國富論》的過程中，斯密積勞成疾。自1784年開始，他健康狀況持續惡化。但斯密依然筆耕不輟，繼續寫作兩部關于哲學和經濟學的著作。1787年，斯密應邀去倫敦為英國內閣成員講授經濟學，同年11月，又被推薦擔任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的校長。1790年7月，這位終身未娶的偉大學者與世長辭。

　　斯密一生追求完美，在臨終前，他堅持將未完成的十幾部手稿付之一炬，實踐了他認真負責的一貫理念。當然，對后世的讀者來說，這些手稿的焚毀則是一大損失。在他逝世后，后人根據他的學生所記的筆記，1796年整理出版了《正義、警察、歲入和軍備講稿》，其他遺稿也陸續整理出版，包括1793年的《哲學問題論集》，1795年的《天文學史》等等。

　　斯密一生最密切的朋友是大衛•休謨，休謨在哲學方面的造詣對斯密產生了很大影響。兩人大概于1751年前后結識，此后，兩人除見面外，一直有著頻繁的通信聯系。當斯密在寫完《國富論》后，擔心自己健康惡化有可能看不到該書的出版，便指定休謨為自己的遺稿管理人。但結果卻是休謨去世在先。而休謨的遺囑中，恰恰指定斯密為遺稿管理人。 亞當•斯密的著作，對后世有著重大影響。時至今日，經濟學界依然不斷有“回到斯密”的呼聲。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在他的著述中反復闡明斯密的貢獻。森的福利經濟學，就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論基礎上。在經濟學界，斯密幾乎成為被征引最多的作家。根據倫敦《泰晤士報》報道，英格蘭銀行決定，從2007年起，亞當•斯密的頭像將出現在英國20鎊面值的新版鈔票上。

　　經濟學界看重斯密無可厚非，問題是，斯密對管理學的貢獻是什么？本文認為，正是斯密的經濟學理論，為管理學的誕生鋪墊出了理論前提。《國富論》同管理學緊密相關的，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經濟人假設的提出，二是勞動分工理論。

　　任何一門學科，如果要進行相應的科學研究，都離不開必要的假設。這種假設，在自然科學中稱之為公理。當然，基本假設是非常少的。假設越少，在相關的理論體系中就越重要。其他定理和公式，都是以基本假設為前提推演出來的。社會科學中，這種得到學界公認的假設寥寥可數，經濟人假設就是其中之一。假如基本假設被否定或被證偽，學科范式就會產生革命性的變化。可以說，基本假設是學科的起始原點。對于管理學來說，經濟人假設就具有這種學科原點式的地位。

　　斯密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經濟人”概念，但學界公認經濟人假設的始祖是他。他在《國富論》中有這樣一段被廣為征引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王亞南、郭大力譯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14頁)。在斯密看來，生產者為人們提供各種各樣的商品，不是出于對他人的同情和恩惠，而是出于生產者“自利的打算”。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普遍性，每個人行為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利己”。斯密在論述市場秩序形成的原理時，特別強調追求私利的意義。這種自利動機和行為，被后人概括為“經濟人”。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悖于常理，神經失常或某些瘋狂行為，也可能合乎自利動機。經濟學畢竟不是精神病理學，所以，還必須同時假定“經濟人”的自利是符合理性的。也就說，人們的自利行為，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即比較利害得失的方式進行的。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沿著斯密的思路，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并由此推論出邊際效益遞減學說。到了1836年，約翰•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定義及研究這門學問的哲學方法》中，給出了經濟人假設的標準定義，即“把人看做必然是在現有知識水平上以最少勞動和最小生理節制獲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至此，經濟人假設基本定型。

　　當代管理學家沙因，把“經濟人”假設具體歸納為四點。第一，人是由經濟誘因來引發工作動機的，其目的在于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第二，經濟誘因在組織的控制下，因此，人被動地在組織的操縱、激勵和控制之下從事工作；第三，人以一種合乎理性的、精打細算的方式行事；第四，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會干預人對經濟利益的合理追求。組織必須設法控制個人的感情。

　　對于管理學來說，必須從人的本性和動機出發來構建相應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早期的管理學家，無論是泰羅還是法約爾，他們的理論都以經濟人假設為邏輯前提。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管理學常常被人們看做是經濟學的分支領域。即使管理學獲得了學術上的獨立地位后，也與經濟學不分軒輊，互相呼應。行為科學誕生后，管理學領域以社會人假設發起了對經濟人假設的質疑和挑戰，但并未撼動經濟人假設的主流地位，反而促使其不斷完善，并向其他學科滲透。198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正是以經濟人假設來研究政治決策，提出了公共選擇理論。在管理學領域，經濟人假設遠遠沒有過時。在管理學的不同學派中，不管是贊成經濟人假設還是反對經濟人假設，都繞不過斯密的理論鋪墊。

　　斯密對管理學的另一個貢獻是他的分工理論。著名的《國富論》，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論分工。斯密認為，分工程度是一個國家產業、勞動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國民財富增長狀況的標志。他對勞動分工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并且認為，勞動生產力的增進，以及勞動過程中的熟練程度、技巧和判斷力的高低，都同分工緊密相關。斯密以別針工廠為例，說明分工可以使效率大幅度提高(在新版20英鎊鈔票的斯密頭像后，就是別針工廠的圖案)。他指出，一個工人在沒有受過業務訓練并且不熟悉機器操作的情況下，一天或許一根別針也造不出來，最多也不會超過20根別針。而將整個工作分成若干工序，安排不同人負責其中一個工序，效率則會提高許多。具體做法就是按整個制作業務分成抽絲、拉直、切斷、削尖、打磨、安裝針帽、刷白、包裝等18道不同工序，一個人負責其中一項或者兩三項，這樣可以將一天的產量提高到每人4800枚。也就是說，如果工人獨自工作完成全部工序，無法完成他們適當分工之后所做工作量的1/240。斯密還分析了分工使勞動效率大幅度增長的原因：“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工作。”(出處同前，第16頁)基于上述的分析，斯密認為分工原理不僅僅適用于某一行業，而且適用于整個社會，各個行業都能由于分工的出現而大幅度提高產量。

　　斯密提出的分工思想，直接導致了管理學的誕生。從數學家巴貝奇到工程師泰羅，都秉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論。科學管理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不僅強調生產技術的分工，而且主張組織結構的分工和管理職能的分工。泰羅所主張的計劃與執行分離、計劃室與車間分離、職能工長制，都是以分工為出發點。而分工勢必帶來相應的協作和統一問題，由此使管理成為必不可少的組織任務，同時也使管理的內容和方法出現了劃時代的變化。管理的各種技術手段，都與生產分工有關，并進而發展為組織分工和管理分工。

　　可以說，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和分工理論，構成了管理學的理論前提和技術前提。但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疑問：各種管理學著作在講述理論前輩時，總會提到其他人，甚至會追溯到古埃及和古中國，但往往不會把斯密看做管理學始祖，其原因何在？

　　或許，這一切都與斯密的出發點有關。他的研究，立足于整體的社會經濟，而不是立足于個體的企業經營，即立足于“國民財富”而不是立足于“企業效益”。斯密論證的邏輯，是由交換而產生分工，由分工和交換而形成市場，由市場交易而產生貨幣，進而轉向對資本的研究和對經濟政策的評析。所以，他的理論與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基本沒有聯系。另外，簡單分析其理論不難看出，斯密從本質上是反對管理的。管理運用的是“看得見的手”，而斯密大力提倡的是“看不見的手”。他提出的“經濟人”假設，立足于人人對私利的追求，進而通過交易滿足社會公共利益。所以，斯密主張充分的經濟自由和完全的自由競爭，通過市場的價值規律自然而然地對企業經營起調節作用。這種調節，不僅作用于市場價格，使得商品的種類和數量與社會的有效需求相一致，而且作用于生產要素和資源，使它們按照不斷優化的比例配置于不同的生產部門。正是出于這一邏輯，斯密反對國家干預，強調把調節機制交給市場，由市場來制約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對于國家來說，充當“守夜人”角色足矣。那么，同樣的道理，他壓根兒不講企業管理的作用，而是強調由市場來調節企業的運行。在他的理論中，只有“資本家”是必不可少的，而沒有“經理人”的地位。這正是斯密的理論沒有發展為管理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盡管斯密不是管理學的創始人，但管理學卻離不開他的理論。如果說，斯密關注的是企業外部的“交易”，那么，管理學關注的是企業內部的“調控”。斯密關注的是“自發秩序”，而管理學關注的是“人為秩序”。相反相成，同一源頭的不同方向流出了經濟學和管理學兩條理論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