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鰻魚卷”、“北京烤鴨”還是“連鎖店”，在中國進行風險投資你會選擇什么大餐？

　　摘要：

　　隨著中產階級和城市打工族人數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上升，風險投資基金在中國獲得越來越多的青睞。但中國的投資環境在許多層面上都存在著風險，尤其是在法律和監管領域，其中最孱弱的又當屬知識產權保護。沃頓領導力系列講座(Wharton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近日在舊金山拉開帷幕。沃頓商學院教授肯特•斯邁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魯•邁特里克(Andrew Metrick)與KPCB風險投資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就在中國投資的特色和細節、在中國常見的風險投資模式，以及創新為何不是中國市場最看重的因素進行了探討。

　　隨著中產階級和城市打工族人數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上升，風險投資基金在中國獲得越來越多的青睞。但中國的投資環境在許多層面上都存在著風險，尤其是在法律和監管領域，其中最孱弱的又當屬知識產權保護。沃頓

領導力系列講座(Wharton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近日在舊金山拉開帷幕。沃頓商學院教授肯特•斯邁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魯•邁特里克(Andrew Metrick)與KPCB風險投資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就在中國投資的特色和細節、在中國常見的風險投資模式，以及創新為何不是中國市場最看重的因素進行了探討。

　　正文：

　　隨著中產階級和城市打工族人數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上升，風險投資基金在中國獲得越來越多的青睞。但中國的投資環境在許多層面上都存在著風險，尤其是在法律和監管領域，其中最孱弱的又當屬知識產權保護。沃頓領導力系列講座(Wharton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近日在舊金山拉開帷幕。沃頓商學院教授肯特•斯邁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魯•邁特里克(Andrew Metrick)與KPCB風險投資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就在中國投資的特色和細節、在中國常見的風險投資模式，以及創新為何不是中國市場最看重的因素進行了探討。

　　邁特里克教授的具體研究方向是風險投資，此外他還著有《風險投資基金：金融與創新》(Venture Capital: Finance and Innovation)一書。討論之后是觀眾提問，內容涉及KPCB公司在中國投資的方式以及其他風險投資相關話題。下文是對本次討論進行編輯后的內容。

　　肯特•斯邁特斯：今天晚上我們的首位嘉賓是沃頓的安德魯•邁特里克(Andrew Metrick)教授，他將重點講述風險投資基金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接下來的嘉賓是1996年加盟KPCB公司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他將具體講述中國市場。

　　安德魯•邁特里克：謝謝。首先我想講講美國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情況。下面是一些統計數字：美國的風險投資行業起步于80年代初期，最初的時候每年有大約500家公司獲得風險投資基金，從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基本上沒有變過。[在這期間]，約有20%至30%獲得風險投資基金的公司最終成功上市。

　　自90年代中期開始，獲得風險投資基金的公司開始急速增長，到90年代末期，正如[舊金山]海灣地區人盡皆知的，這一時期也有許多公司先后上市，但還不足以與原來20%至30%的數字相媲美。1998年至2000年，每年有2500家左右的公司獲得風險投資基金。2001年至2003年，總共有大約80家獲得風險投資基金的公司上市。現在這個數字基本只是可憐的個位數。

　　由于太多資金涌入風險投資行業，市場競爭變得異常激烈，如今這個行業的發展是舉步維艱。鑒于成功獲得回報的難度太大，Sevin Rosen等頂級風險投資公司決定撤出這個市場。我們掌握的所有證據(或許是有限的)都表明，全球最知名的風險投資公司，譬如KPCB和Sequoias，其實并沒有受到這種所謂“競爭”的拖累，他們的業績一直都非常出色；但那些處于中游的風險投資公司確實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至于談到在中國尋找市場的風險投資基金，以及將美國的風險投資模式輸出到其它國家，風險投資基金公司一般都會提到他們面臨的兩大挑戰。一是撤出資金是不容易的：我可以輕松地投資這些公司，但我怎樣才能撤出投資資金呢？確實已有中國和印度公司在西方國家的證券交易所上市，但這個過程其實是困難重重。假如你的公司開在硅谷，你還會遇到其它更多的障礙。

　　第二個挑戰是公司治理和法律框架。這才是真正令人擔憂的問題。作為一名風險投資者，你是公司董事會的成員，是公司的少數投資者，你真正的工作其實是提出咨詢建議。在與其它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你如何才能確保你的投資不會以種種方式被挪作他用，也就是如何才能確保你投入的資金按照你希望的方式被運用？雙方簽訂的合同又是如何被履行的？

　　僅僅只有誠信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它還取決于合同的可執行性以及少數投資者行使正式監督權力的能力。我希望實際在操作這些問題的泰德可以回答這些問題，以及他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

　　泰德•施雷恩：謝謝你，安德魯。首先，我想從KPCB說起。我們公司進入風險投資行業已經有大約35年的歷史了。我們最主要的投資目標是那些初創公司(Early Startups)。我們也做些“快速增長的公司”(Speedups)，即在我們投資后的季度中收入達到百萬美元的公司。另外還有“創業雛型期公司(Incubations)”，即一些我們感興趣的創業想法；由我們來尋找和組建創始團隊等等。

　　我們最感興趣的領域是信息技術(IT)和IT基礎設施，以及這個領域的增長，我們在IT領域投資已有多年的經驗。另外，我們有25%左右的投資是生命科學及其相關行業，在這個行業我們也擁有豐富的經驗。我們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最近的投資項目是參與傳染病防治，我們設立了一支完全獨立的基金，這支基金專門投資疫苗開發和幫助疫苗開發的技術以及診斷。另一個新的[投資]領域是綠色科技。

　　但一年前我們的計劃之一是進軍國際市場。這對我們而言完全是項新的挑戰。老實說，我們有90%的投資都是投向我們公司方圓60平方公里以內的公司，我們以前的“外國投資”其實就是猶他州的鹽湖城。所以，拓展國際市場對我們而言是個很大的挑戰。

　　以中國和印度為例，我們最初選擇這兩個國家是因為勞動力套利因素，中國和印度擁有大量廉價的優秀人才。印度的勞動力套利率曾經一度達到6比1。然后投資巨擎開始進入這些市場。IBM在中國和印度開店，勞動力價格開始普遍攀升，現在的套利率在3比1左右。這個數字只是給你個概念而已。之后隨著中國和印度中產階級隊伍的逐漸擴大，這些國家的國內市場開始迅速增長。

　　我們公司，還有其它公司在這些國家的大量投資，其實并不是非常看重創新，而是占有市場。我怎么會了解這些國家的顧客需要怎樣的客戶服務呢？而許多公司正是從客戶服務起家的。

　　中國絕大多數的風險投資者在從事這個行業以前都是投資銀行業出身的。這是我[根據我在中國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多數人來自金融行業。而許多美國的風險投資者都擁有運營背景。比如KPCB的所有人過去都做過經營工作。我在從事風險投資之前曾經花費十年的時間創建了一家軟件公司。而中國的情況使得在中國的風險投資都是圍繞交易進行的——所有一切都是以IPO(首次公開募股)為中心展開——我認為這種想法非常可怕。

　　在風險投資行業，我們更愿意把自己視為公司締造者。我們來這里的目的是創建公司，IPO只是這個過程中的環節之一。是的，IPO是我們的投資獲得回報的方式之一，但它并不是比賽的終局。假如以比賽作為比喻，它其實應該是收桿賽。非常坦率地說，從統計數字來看，我們在IPO之后賺的錢遠遠超過IPO之前。

　　所以，在中國大家關心的不是如何幫助這些公司實現增長，而是如何讓公司上市。這種做法存在幾個問題。2000年以來亞洲共有39起科技公司的IPO，其中25起等于或者低于他們的詢價，低于詢價的占絕大多數。這說明大家對于未來，即公司的發展缺乏關注，資本市場最終會意識到這點，并且出現對抗性的情況。一味追求上市還說明了一些其它的問題：現有的人才無法消化30億美元的投資，管理人才匱乏……那里的聰明人真的很多，[但]他們的工作真的效率不高，責任制也沒有建立起來。這是個問題。

　　另外，正如安德魯指出的，中國的合同法執行力度也不夠。所以在中國投資心理有點打鼓，因為你不知道事情會怎樣發展。結果我們找到迂回的方法來投資中國公司。此外，你還背負著心理負擔，不知道“政府明天會有怎樣的態度”。眼下政府對所有的投資都來者不拒，有大量的資金進入中國市場。但如果他們突然不歡迎投資，事情就可能發生變化。于是，這片陰云始終揮之不去。讓人擔心，雖然不是十分擔心，但始終是讓人擔心的事兒。

　　我想用美國風險投資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模式來結束今天的開場白。其中第一種是“沒有領導者”(Got No Soul)模式。風險投資者初入中國市場的時候選擇的就是這種模式。他們會“匆匆飛來中國，再匆匆離去”。這幾乎與我坐鎮一家我們投資的中國公司的董事會相似：我生活在美國，我每年來中國兩次。我們同意隨時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等方式保持聯系。風險投資者在公司進行選擇性投資的時候就采用這種“沒有領導者”的模式。

　　第二種模式是“烤鰻魚卷”(Dragon Roll)。美國的風險投資公司會在中國當地聘用許多沒有經驗或者經驗不足的人才，但卻不會真正授權給他們。然后其中有一個中心人物是初來乍到的美國人，他們做出決策，但是他們沒有在當地操作的經驗，也不清楚在當地做投資決策需要考慮哪些因素。

　　接下來是“北京烤鴨”模式(Peking Duck)。“北京烤鴨”的意思是投資當地的投資基金：“我們就直接去投資；我們在他們的基金里投入1000萬美元，這樣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用這些錢做些什么投資，并且學習一些經驗。”但是這條道路其實行不通。或許你可以看到他們做了什么投資，但你卻學不到什么。你只是對這些人的投資有些粗淺的了解而已。

　　最后一種模式是持久性的模型。我就將其稱為“連鎖店”模式(Franchise)。你可以在當地尋找專業的經理人，專業的風險投資者，然后出錢將他們招至麾下。他們會成為你公司的一部份。你建立一支基金，讓他們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然后由你來進行整合。你可以單獨募集一支基金，也可以讓他們成為普通的合伙人。但他們都是中國當地的人才；他們都是有實戰經驗的風險投資者，至少是在中國實踐的投資人。或者是由你來做出判斷，你相信他們會成為優秀的風險投資者。他們擁有足夠的資歷，他們可以自己做決策，你不需要在美國遙控他們。我想這是在中國進行風險投資唯一可以長久實施的模式。

　　斯邁特斯：謝謝你，泰德。我想問你個最根本的問題：中國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聽上去似乎吸引你的并不只是資金和機遇，而是客戶最關心的消費者群體。

　　施雷恩：眼下創新并不多見。我可以告訴你至少在五至七年的時間內不會出現大量創新的原因。現在走重復路線的公司很多。我想這也沒什么。譬如說，百度正在迎戰谷歌，阿里巴巴和當當在與亞馬遜競爭。類似這樣的成功公司還有很多。

　　有些中國公司從事的業務在美國不一定有。但這些業務與創新無關。有家叫做分眾傳媒(Focus Media)的公司將漂亮的

液晶顯示屏安裝在辦公大樓等各個地方。這是一種廣告模式，分眾傳媒利用這種模式投放廣告和新聞等。這種模式的效果很好，與當地的文化非常契合。這家公司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它其實并沒有什么偉大的創新，不存在什么關鍵的知識產權，但這也沒關系，只要它能滿足當地的市場需求。

　　總而言之，中國市場并沒有很多創新的東西涌現。他們在努力實現流程的自動化，那里還有巨大的市場。現在的問題是，“谷歌與百度誰將成為中國市場的贏家？”我相信兩者會在中國市場激烈地交火。

　　現在有些美國公司也在極力進軍中國市場，但我認為多數情況下中國公司擁有更多優勢去搶占當地市場。

　　斯邁特斯：現在有些公司認為，“或許我們高估了中國市場。”華納兄弟決定撤出中國；甚至連微軟也在討論撤出的話題。您認為這是一次性的事件？還是可能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中國市場真的被高估了嗎？

　　施雷恩：高估？中國市場可是有13億人口，而且人們的腰包正變得越來越鼓。我的體驗是不論是企業還是政府，與我一起工作的中國人都很有才華。他們希望中國市場繼續急速增長。他們瞄準某些具體行業并且渴望在這些行業占據領導地位。他們的期望并不過分。他們期待在20年的時間內完全占據技術行業。這是他們的目標。接下來就看他們是否能夠很好地實施計劃。

　　當然他們正在努力掌握各種技術。Fallway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他們正在涉足網絡與通信基礎設施市場。他們有這個能力做到，至于能否賺錢其實倒不重要；政府可以在背后支持和推動他們前進。因此他們可以與思科(Cisco)競爭，儼然是成竹在胸。我想政府希望成功占領這個市場的是中國本土的公司。

　　邁特里克：泰德，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即前面提到的前三種模式都不甚理想。但我也不是很看好你所說的第四種模式，即連鎖店模式。我只是想再問問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最成功的風險投資公司是緊湊型的公司，也就是所有的合伙人都集中在一起工作。如果組織機構太過于龐大和分散，公司就不再成其為公司。即使非常龐大和分散仍能成功運作的風險投資公司并不多見，很多公司甚至會半途而廢，選擇放棄，譬如Apax。您是否會擔心這樣的問題，即雖然可以在中國找到非常出色的人才，但在那里拓展全球知名的KP品牌是否會給這個品牌造成負面影響？因為你是把品牌交給一些KP公司以外的人？而且激勵動機也會有些減弱？是否通常這樣的公司都敵不過那些專門瞄準中國市場的公司？

　　施雷恩：這些都是我們通宵輾轉不眠考慮的東西。是的，你說的沒錯。風險投資能否成功關鍵在于人才。這就是我為什么討厭把風險投資說成是一種資產類別的原因。這是由少數人搏擊的精品行業。操作風險投資的可以是幾百人，也可以是幾千人，但占總人口的比例相對很小。所以，這是個以人為主導的行業。你必須找到合適的人才。只有找到合適的人才，你才能在其他地方拓展品牌。

　　但是如果你沒有與他們一起工作一段時間之前你能確定他們是合適的人才嗎？不能。你會事先做好所有的調查工作嗎？你是否盡力？你是否盡最大努力做出明智的判斷呢？是的。

　　另外，我對于緊湊型公司的說法也有不同看法。公司結構確實應該保持緊湊，但問題在于，為了保持緊湊我們是否真的需要從美國派人過去？我們在這里也有許多工作，我們只有教會他們有關投資過程和投資注意事項的知識才能為他們增加更多價值。我想這就是連鎖店模式與其他模式的不同之處。假如堅持下去，就能夠獲得長遠成功。募集一兩支基金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什么難事，但要長久地保持成功就要看你如何在投資方和投資對象之間運作，以及你是否成功地與他人共享信息。當然你不借錢也相當重要。我們既要弄清楚哪些地方是我們可以施加影響力的，哪些地方是應該讓他們自己做決定的。取得成功將會遭遇許多困難，但這是在中國獲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斯邁特斯：我想觀眾一定有很多的問題要問。

　　觀眾：您認為在俄羅斯這樣擁有創新和研發力量的國家進行風險投資是否比較容易獲得成功？

　　施雷恩：在克羅地亞進行程序開發的公司也是我投資的對象之一。他們的程序開發人員并不是來自美國，這種做法有充足的理由，因為東歐國家有許多優秀的計算機科學家，我們很樂意利用這個優勢。但核心業務必須在美國，核心的高級管理團隊必須在美國，我們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管理遠在克羅地亞的開發團隊。我不知道是否我們所有的開發人員都要從俄羅斯尋找，但我想某些核心的開發人員也應該在美國本土。做這些事情其實并沒有什么硬性的規定。

　　斯邁特斯：您擔心知識產權問題嗎？

　　施雷恩：現在我們幫助創建的所有公司都不會在美國本土完成所有的研發工作，而且這股趨勢近期內也不會改變。知識產權被侵犯，我們當然對此十分憂慮。我們會盡我們的所能來保護相關的知識產權。這也是我們不在中國做大量與知識產權相關的風險投資的另一個原因。但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現在他們正在研究修改相關法規，中國現在正在出臺措施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他們也不希望自己的知識產權被侵犯。

　　觀眾：您是否考慮過盡早與中國的高校合作，與高校的師生和實驗室合作，從而尋求創新和機遇？

　　施雷恩：是的。清華大學培養的學生非常出色。現在如果你想與這些學生合作創業，你就得擊敗微軟和谷歌，他們正在從這些大學搶走人才，他們付給畢業生的薪資非常優厚。所以這是一個挑戰。但針對你的問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在美國與很多的高校開展合作。風險投資者應該與高校合作，看看他們實驗室有哪些成果，我們把這種做法稱為“實驗室搜索”。只不過我在美國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實驗室產出過任何重大的成果。當然你說的完全正確，我們應該在中國與高校開展合作。

　　觀眾：您談到許多在美國投資不存在，但在中國和印度投資卻存在的風險。您能談談您在這些國家進行風險投資都采用了哪些不同的投資準則呢？

　　施雷恩：在印度，我們會繼續現在的做法——即選擇性投資。也就是采用“沒有領導人”的模式。但我們也會在當地尋找一些比較初級的人才，所以應該屬于我前面談到的“沒有領導人加上烤鰻魚卷”的模式。我們會在印度繼續沿用這種模式。

　　我們在中國只進行過兩項投資，一種是被動的，即我們并沒有加入董事會，另一種是作為董事入主董事會。但我們積累了許多關于中國市場，以及關于公司應該如何進入中國市場的經驗教訓。因此，我花了絕大部分時間來尋找CEO。我必須信任這個人，你知道有很多做假帳之類的事情。

　　我必須讓自己相信，即使我身在五六千英里之外，我也可以相信這個管理團隊在做正確的事，正確合法的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合乎道德倫理的。并不是說我們在美國就什么事也不管，而是我們要有所信任。而在中國的時候我們就會投入大量的時間親自打理。這點對于我而言非常重要。

　　其他的也就是看有沒有市場，這個市場是否在增長，但這些與我們通常進行的流程并沒有什么太大區別。    

    本文經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下屬沃頓知識在線中文版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