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企業與企業家以及中國的社會以極其沉重代價在承受著中國企業的蛻變，在傳統文化基因的魔咒中，中國的企業家正以前赴后繼之勢在企業的高死亡率、短壽命困擾中尋求突破與發展。魔咒的作用無處不在，誰能掙脫魔咒，誰能跳出魔圈，誰就能獲得新生。

　　文/邱旭瑜��

　　一、“捆綁吊打”成企業

　　在親身經歷與深入解剖中國企業的內部管理體制與機制后，困擾中國企業的不是制度、也不是流程，更不是技術、產品與服務，困擾中國企業管理的魔咒是：在一群人中，有一個人站起來必然要有九十九個人跪著，管理所有的困惑與迷霧都因這一個站著的人與99個跪著的人展開。

　　憑什么一個人站著讓99個人跪著，方法不用找，我們的老祖宗早就為我們準備好了，那就是“捆綁吊打”。　

　　捆：用工資或福利、期權或持股等利益使99個人心甘情愿地被企業捆上，人才招聘過程中就是典型的捆人的過程，看起來很公平，你要得到相應的工資福利待遇，就必須接受企業來“捆”你。

　　綁：用繁雜的工作量、復雜、嚴厲的制度、隨心所欲的處罰等來把99個人牢牢地綁在企業的生產線或管理線上。

　　吊：永遠給你99個人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頂多是全跪、半跪、跪一條腳之間選擇，反正只能跪著，只是跪著的人還有所差異。

　　打：對那些膽敢站起來的人或堅持不愿意下跪人，毫不留情地予以嚴厲的打擊、制裁和清除。　

　　如此一個老板站起來了，99個員工跪下去了，站著的人永遠不希望跪著的人站起來，跪著的人，哪個不想站起來？所以一個企業的老板在完成了“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的原始積累和發盡其所有期權以后，幾乎需要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力來解決跪著的下屬與員工錯綜復雜、層出不窮的問題。

　　二、中國企業成長過程中的兩道坎　

　　今年參加了幾次企業的論壇，也有更多的機會與國內的企業家面對面地交流，看到中國的企業家忙、累、苦、煩，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企業離開我一天都不行！”隱喻的話是：我一天也不能讓企業離開我而存在。　

　　如有一家企業，經過15年的發展，已經有15個億的經營額，企業的規模在業內也是名列前茅，但是企業老總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覺。原因很簡單，因為老總在公司內是站著的，跪著的一群人是不可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所有的工作，老總如果不親問，工序與流程就一定于會出現斷裂，影響企業的日常的生產、經營與管理。同時老板在家里是站著的，在外面卻又是跪著的，甚至隨便的一個政府官員、客戶采購、財務人員，都要花費精力與時間去接待與應酬。老天是最公平的，給每一個人一天就只有24個小時的時間，如此只能犧牲自己的睡眠，以透支自己的生命與健康來維持，維持這個集團老總的尊稱。　

　　再例如有一家企業，已經有七年的歷史，公司經營額已經接近億元大關，雖然數額不大，但在行業里已經處于龍頭老大的地位，深入到企業進行了解，甚至與每一個部門的員工進行接觸交流后，發現企業已快成了火藥桶了，抱怨的情緒長期得不到釋放，對立與對抗事件隨時可能爆發，部門與員工都已經到了心理承受的極限。部門與個人職能不清導致一切流程與制度都歸于無效，公司唯一最清晰的就是嚴厲的處罰。公司的內部管理基本沿襲了公司發展初期的“游擊戰”的模式。　

　　這兩類企業是目前中國企業最痛苦的企業，也是最需要智者服務的企業。第一個企業已經有了相當規模，已經具備了讓資本說話的時候，企業發展初期同是靠人才與技術創造企業，企業發展到了如此規模就要由資本創造人才與技術。所以必須首先恢復資本的流動性和自由性，讓資本走出企業、走出生它養它的那些土地，否則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群讓你站起來的人，最后一定會讓你連跪的地方都找不著。因為是筆者家鄉的企業，筆者格外地傾心，給公司老總的建議是：讓資本與技術說話，放下那一群只會跪著的人或只想讓你跪著的人，讓資本走出家鄉、走出國門。　

　　第二類企業是國內民營企業必然會遇到一個過程，企業在經歷原始積累和發展后，企業要從“人治”轉向“法治”，制度和流程說話，讓跪著的人站起來說話。筆者以法律顧問與管理顧問的身份進入企業，首先松開那些求全責備，苛求完人的處罰制度，改為更為人性的獎罰制度，將部門的職能與個人的職責明確化、清晰化，同時建立企業內部信息傳遞系統，確保企業內部的信息暢通無阻，讓企業所有的指令與信息處于標準化、專業化、格式化、流程化，目前這項工作正在推進之中。

　　五年、十五年這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兩道坎，如果這兩道坎過不好，企業就可能元氣大傷，最后又歸于沉寂。

　　三、《禮記》傳統捆綁：文化基因的始作俑者

　　人的三個基本欲望，權力的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支配權的最大化，外加一部《禮記》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從此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無不被深深地打上“食色性也”以及保障“食色”權力烙印，《禮記》就是維護這個權利的圣經。以《周禮》這核心的禮教文化經過孔子、孟子等不遺余力的推崇，而成為了儒教，整整影響了中國數千多年歷史，直至今日依然無處不在。

　　以禮教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表現為：　

　　1、王者天下，也就是《詩經•小雅•北山篇》中說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就是說，普天下的土地與百姓都屬于王者所有，王者對天下的人和物都有絕對的控制權。

　　2、王者之下，權力與利益的分配采用分封制和井田制。分封制即：“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左傳》桓公二年)　

　　井田制的典型概括：“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國語•晉語四》)通過分封制授予同盟者以對土地、人的控制權，井田制則是統治階級對普通百姓的利益控制方式，通過人身控制達到利益控制的目的。以后的郡縣制、科舉制，逐步把以血緣關系以核心的分封的主體擴大到社會的精英階層，借助社會精英的力量來完成對臣民的控制。奴隸社會以人身控制為主、封建社會以財產控制為主，但是人身依附關系的主線依然不變。

　　3、王者之下，均有等級，庶人與女人無權。

　　中國古代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的基本內容有二：　

　　其一是“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禮記•喪服小記》)，按照宗法制原則，周王嫡長子有繼承權，其他諸子有的受封為諸侯，有的在畿內分得采邑，稱為別子。他們分別在自己的封地內建立宗廟和相應的政權機構，分成若干新的別宗，受封的別子實際上成為這些別宗的始祖，他們的封地和爵位也由嫡長子繼承，成為別宗的宗子，相對周天子而言，他們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內則為族長，是“大宗”。　

　　其二為“尊祖敬宗”。尊祖：歷代祖先以始祖為中心，按昭穆制排列，都有一定地位。敬宗：“宗子維翰(榦)，宗子維城。”(《詩經•大雅•板》)

　　按照宗法制度的組織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統治者，又是全體姬姓宗族的“大宗”，得到全體宗族的敬仰和支持，故可以鞏固統治。

　　宗法制的特征有：等級森嚴；族權與政權、財權的結合；以血緣關系維護政治關系；適用于同姓范圍。　

　　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帶來的結果：庶人無權、女人無權，前者為食、后者為色。“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就是最集中的體現。一切都是圍繞著人對人的控制，君對臣的控制、上對下的控制、長對幼的控制、官對民的控制。

　　4、高度的集權與專制，無論是來自政權還是族權，都是以強制、控制、專制，甚至捆綁式的奴役為基本形式，自上而下對社會每一個成員進行無所不在的人身控制。　

　　所以說禮教首開中國傳統文化的先河，經過以孔子、孟子等代表人物二千多年的推崇和演繹，成就了浩瀚繁雜的中華文明，以禮教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既是專制文化也是捆綁文化，施綁者與被綁者的一次又一次的相互強暴與反強暴斗爭，導致政權的一次又一次地不斷更迭，也終究是換湯不換藥，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變，但其影響一直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文化就像一臺巨大的軟件刻錄機，把其文化中各種成分與元素深深地刻錄到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大腦里，每一個歷史中的中國人和現實中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好像是經過同一個軟件刻錄過的電腦。中國人的復雜、中國特色的不可捉摸、中國式管理的迷茫、中國律師業的困惑，無一不是因其強大的影響而成的。　

　　每一個中國人對權力的一味的追求、對利益的分封的強烈渴求和事實上處于“井田”中的利益分配的強烈的不滿，森嚴的等級制下人對人捆綁式的奴役和控制，人對人的人身控制、精神控制來實現利益控制，構成了中國現實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石，這也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

　　5、熟人文化，有關中國人的熟人文化，是讓外國人或海外歸來的人覺得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熟人文化說白了就是“自己人”的文化，不是禮教文化的產物，而是部落文化的產物，可以追溯于盤古開天辟地之時，那時陌生人往往都是以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以農耕為基礎的，“百里不販樵(木炭)、千里不販糴(糧食)，人的活動空間非常有限，知道的人都是在生產生活中經常交往的人，而對陌生人則往往當作敵人殺了或當奴隸對待。當然“面子文化”則是熟人文化的延伸物，在一個封閉的熟人圈里生活，面子自然就不可能是小事，輕則榮譽地位、重則身家性命。　

　　當進入等級社會以后，“熟人”的概念則發生了變化，熟人是指宗法體系某一個階層中的人，宗法體系以外的或特定的階層以下的人，往往都被視為陌生人。也就是說原來的熟人也會因地位的變化，而把原來的熟人當作陌生人。“熟人文化”是對熟人的無原則的包容與遷就，同時意味著對“生人”的殘忍與無情。熟人文化在中國由來已久，這是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固有產物，根深蒂固到了幾乎不可動搖的地步。　

　　文化就是賦予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及過程特殊的含義，最早來自于圖騰，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傳統文化的雛形在有文字記載前已經完成，《周禮》也不是應時之作，而是更久遠的歷史產物，以后中國傳統文化只是以其為基礎得以發揚光大，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及在不同的地域傳統文化都呈現出其獨特的表現形式，尤其是在地域文化表現，更是經緯分明，在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與發展過程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歸結成一句話：一個人站著必須要有99個人跪著，而且跪著的方式不一樣，一起打江山的兄弟與有著某種特殊親緣與血緣的人，都視為“熟人”和“自己人”，“自己人”可以半跪著或者間隙性跪著或在“陌生人”面前站著，其他人都一律撂進深井，只能老老實實地跪著。　

　　支撐一個人站著99個人跪著的“王者天下”威嚴的是“分封制”與“井田制”。在這種文化及基因的作祟下，企業往往是風水輪流轉，興也“王”、敗也“王”，成也跪、敗也跪，企業家被累死、被困死、被斗死、被嚇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四、中國的企業必須突破“基因”魔咒　

　　無論是商場還是官場，至今沒有看到一個中國人能完全擺脫這種傳統文化中“捆綁吊打”、“一個人站著99個人跪著”以及“王者天下”、“分封制”、“井田制”三合一的基因的魔咒，只要是中國人在面對一群人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落入魔咒的圈套中，身陷其中，難以自拔。　

　　現在能看到的就是兩個人，一是海爾的張瑞敏已經走出了這個怪圈，經過20年的艱難發展，玉汝于成，能充分地發揮資本、技術與人才的力量，超出他中國式管理的怪圈，脫離中國式管理的魔咒，在國際化的背景下開始企業新一輪的創新與發展。　

　　第二個就是“小器之王”梁伯強，在把“根根頭發都變成天線”的上下求索過程中，悟透了貨幣資本與技術資本、智力資本三者的關系，把企業當成大家的企業、社會的企業，以對國家、民族、社會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來引領自己的企業，并在自己選定的領域中全力打造屬于自己的“NO.1”，一群“綿羊”在一頭雄獅的帶領下，變成了縱橫在全球背景的市場環境中的“狼群”。　

　　當然也許還有更多的企業和企業家筆者沒有機會發現，但從最近筆者參加的數次企業論壇或企業家的論壇中發現，中國企業家群體，成功者沉浸于“王者天下”的洋洋得意之中，沒有成功者還正在處于孫悟空大鬧天宮階段，似乎一切規則都要向其讓路，目標依然是：讓我站起來，你們統統給我跪下去。　　

　　當然這僅僅是個過程，中國的企業與企業家以及中國的社會以極其沉重代價在承受著中國企業的蛻變，在傳統文化基因的魔咒中，中國的企業家正以前赴后繼之勢在企業的高死亡率、短壽命困擾中尋求突破與發展。魔咒的作用無處不在，誰能掙脫魔咒，誰能跳出魔圈，誰就能獲得新生。　

　　但無論如何企業要擺脫魔咒，出路只有一條，就是用遠大的目標和高尚的使命來統領企業。沒有對國家、民族、社會及至全人類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樣的企業終究是行之不遠，終有一天因市場的厭倦和拋棄而壽終正寢或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