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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中國管理本源之考證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31日 21:08 《管理學家》

  □郭毅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

  何謂中國管理之本源?中國的管理學界很少去考慮過這個問題,可能是大家或者認為這是“土老冒,上不了大雅之堂”,或者認為“太深奧,過于思辨”,或者認為“不夠實證,不算科學”。然而,筆者以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和非常有意義的問題,也是中國與西方管理差異的本質性問題,對此千萬不可忽視。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國演義的開篇說得是中國歷史的寫照,但幾乎無人仔細去咀嚼其中的道理。中國為什么會這樣?這種表象后面蘊藏著何種機理?著名學者葛劍雄教授專門寫過一本書來論述這個問題,但這也可能是他著作中最為不引人注目的書。扼腕嘆息之余,筆者不禁想大喝一聲:是三國演義開篇拉開了中國管理本源的神秘大幕!

  理由如下:

  民族性本源考證

  從統治階層的輿論宣傳來看,中華民族有著對漢民族的強烈認同感,實際上也是如此。但從統治階層的管制過程來看,同樣還有著嚴重甚至是帶有危害性的、以區域、單位、家族乃至個人的自我認同感,從而時時刻刻、事事處處表現出多種認同間的矛盾和沖突,筆者稱之為“大同下的自我間碰撞”。至今為止,費孝通先生關于中國人意識和行為的形容最為精辟,即,人與人間關系往往不隨現實中的規范而定,而隨具體場景中的位置不斷地調整,以此不斷地確定其活動的中心點,不斷地來個“旋渦式的展開”,使外族人感到不可思議。中國人際間關系的權宜性使得中國的人際關系復雜化,此類“竹幕”實在使外人不解其詳,而中國人自己卻樂在其中。究其原因,莫過于中華民族的古老和悠久之流傳,莫過于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與處世之道之體現,莫過于中華民族的“現實感”和“實用觀”之運用。表現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管理實踐中,一定可以發現與西方經典管理之種種大相徑庭之處。大多數中國企業不會像西方企業那樣,固執地堅守一個很多年前就明確的使命或愿景不放手(松下先生居然有個500年不變的公司愿景!),而以相當靈活的方式尋求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筆者曾經說過,“海爾”比“科龍”高明之處在于,張瑞敏知道“真誠到永遠”的意境奧妙,而王國瑞只圖“科龍要爭做龍頭老大”之痛快。即,張瑞敏比王國瑞更懂中國文化!換言之,懂中國文化的人才能是具有中國智慧型的企業家!中國文化是中國企業的活力之源!

  區域性差異考證

  中國的沿海與內地、城市與農村、北方與南方三者及其相互間的極度不平衡是制約中國管理者決策行為的關鍵。可以說,至今為止,與西方國家相比較,現代中國管理者在集權與分權、中央與地方關系上的考慮一直是相當的慎重。1956年,毛澤東主席將調動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作為一個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重點,但也只是提出,并未能著手解決。其原因是,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所謂的富裕區域工業化程度并不高,何況落后地區?只有中央將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才能促使中國工業化有所發展。同時由于當時的國際上巨大的政治壓力,權力的高度集中也是必需,生活的勤儉樸素也是必需。當國際壓力減小后,改革開放勢必成為解決國內問題的出路。即,以分權為中心的鄧式改革極大地促發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那么為什么中國歷史上的分權并沒有能促使中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近30年的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是在打開國門、使國人直接面對國際化競爭壓力的條件下進行的,以往卻不是。同樣,當分權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一次的集中又成為必然,朱镕基總理以及現在溫家寶總理的治國之道是在堅持開革開放的前提下,將國力有效地集中起來,除了繼續激發東部、城市和南方的發展熱情之外,西部、農村和北方某些區域的落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新的發展階段,如何協調好中國這三者和三者間的差異以及由于轉型過程中的官員腐敗問題,成為中國管理者的管制焦點(溫總理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就以相當長的時間議論了管理一個大國的難度,以后也是如此)。因此,黨政領導的自律化、企業經營環境的管制化和社會治理的和諧化成為目前和今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基調。影響到微觀層次上的企業管理實踐中,中國企業經營環境與五年前或十年前相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市場的成熟化、競爭的多樣化和管制的嚴肅性給中國企業家創造了新的生存與發展空間。按照適者生存的原則,只會在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找機會、鉆空子的企業已經不能適應,被淘汰出局,如德龍,等等。真正有實力的中國企業繼續在競技場上生龍活虎,繼續分享著改革開放新階段所帶來的收益,向著“常青樹”邁進。

  管理性質之考證

  即便如此,中國管理的權宜性質并未發生根本的變化,本源性的精華仍舊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并未因全球化的沖擊而失去本色。事實證明,中國人求生存、求發展的靈活性和實用觀所引發的競爭能力遠遠勝于許許多多的其他民族。只不過過去是“關起門來窩里斗”,今天是“面對全球化壓力,學習規則爭地位”。所以,當今天的西方統治階層仍然以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時候,不少嚴肅的西方學者已經意識到,中國管理本源的活力所在有可能就是未來世界管理的活力所在!因為管理就是一門極具權宜性質或相機抉擇性質的學問。中國的管理者更加意識到保持和發揚中國管理本源,是建構和維系中國企業

競爭力的關鍵!他們在努力吸收全球化的知識與技能同時,有效地對待西方管理學界到處宣揚的制度和知識。可惜的是,中國的管理學者至今還在“拾人牙慧”,以西方管理的本源對待中國管理的本源,這不是在創造知識,而僅僅是“復制”、“復制”和“再復制”的循環而已。比如,有相當多的學者,帶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社會的種種創新行為,一旦某種社會現象“符合”他們心目中的觀念,他們就會大加贊揚,而不會去探求其之所以產生與演變的原因。當這些現象一旦偏離他們的想像,又會大加指責,從來不愿意想一想,所贊揚和所指責的本來就是一回事。這就如同一個缺乏社會經驗的大學生,只會用學到的概念來圖解社會現象和社會實踐,這如何能算做是知識的創造呢?

  信手到此,忽然想起老外在當前全球的“中國熱”中重復說過的一句話:“在中國,任何事發生都是可能的,任何事發生也是困難的(In China, everything is possible, everything is difficult too)”。對此,各位一定會有不同的解釋。最為負面的是,中國是個風險極大的國家,要小心謹慎;最為積極的是,中國是個充滿機會的國家,要積極爭取。作為本國的管理學者,您是如何看待的呢?您愿意作為一個批判者,甚至是一個發牢騷者,還是愿意作為一個探求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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