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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伯凡
近年來，“貿工技”還是要“技工貿”的問題不大被提起了，但這個似乎過時的問題仍然在新的產業里顯示其“生命力”。以互聯網為例：這個產業的發展歷程又一次證明這個問題是繞不開的。近一兩年來，中國互聯網產業逐漸呈現出其已經出現的競爭格局：沒有致力于培育自己核心能力的企業，憑著對機會的敏感和冒險精神，按怎么做能迅速賺到錢就怎
么做的“戰略思路”迅速做大。比如有的企業依循“貿工技”的例路，靠代理某款火爆的游戲起家，在沒有核心能力的情況下高歌猛進，并陶醉于這種僥幸的成功，但沒有多久就漸顯頹勢。沒有核心能力永遠是一個壞消息，在各種機會和好消息簇擁下，我們會很自然地擱置和遺忘它。正如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說過的，旦被忽略了的壞消息與貯藏在酒酒窖里的酒是不一樣的，它不可能因為擱置越久而變得越有價值，而會在擱置中變得日益惡化并最終發作，成為危及那些一度成功的企業生存的破壞性力量。
尋找和發現機會永遠是企業的一種正常訴求，但經營和管理企業等同于抓住機會就未免過于天真。很多商業機會往往都包含著讓企業成癮、暗中毀壞企業正常機能的毒素，所以利用一個機會的時候要備好“解藥”，而一個良好的經營戰略才包含有這樣的“解藥”。
很多企業因奉行“商業機會主義”而最終陷入自我挾持的狀態，首先當然是把贏利當成企業的終極目的。但僅以賺錢為目的，會讓人不去思考在眾多的路子中，到底有哪條路才是真正適合于自己的——與自己擁有的能力和資源相匹配，并且能將自己的能力上升為別人難以復制的能力，并憑借這種獨特的能力，將公共資源轉換成近乎獨享的資源。
我們從百度的成長史中能看到這種過程。百度成立于網絡泡沫破滅的前夜，出生不久就遭遇“互聯網的嚴冬”。百度的成長史，大半是在嚴冬里艱難生長的歷史。但百度在嚴冬中免于夭折，并在互聯網的“第二春”來臨之時煥發勃勃生機，與李彥宏沉著、縝密的管理風格——即正確地做事——當然有關，但最重要的是百度做了正確了的事。2000年5月，百度為自己開發出的搜索引擎1.0版召開發布會，由于缺乏經驗，發布會以慘敗收場。發布會之后，李彥宏立即召集員工開了一次會。會上，李彥宏問道：電腦最核心的東西是CPU(中央處理器)，英特爾的CPU做得最好，所以每臺電腦都會打上“Intel Inside”(“英特爾在里邊”)的Logo，那么對于互聯網來說，它的CPU是什么呢？所有的工程師都知道答案是什么，李彥宏這樣問是為了強化這個答案：互聯網的CPU就是搜索引擎，百度要做的，不是互聯網的“零配件”和“周邊設備”，而正是這個“中央處理器”。
這其實是李彥宏一以貫之的設想。但要實現這個設想談何容易。百度成立之初，李彥宏策動時任北大副教授的劉建國(后來一直是百度的首席技術官)“下海”時，劉反問道：“已經有很多搜索引擎了，包括天網、GOYOYO啊，那我們的機會在哪兒？”李彥宏的回答簡單而意味深長：“我們一定要成為最好才有機會。”
這讓人想起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無論你認為你能，還是認為你不能，你都是對的。”福特的思維是典型的企業家式的：“能”和“不能”看似事后的結果，實則是事先的種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身為技術天才的李彥宏之所以不僅僅是技術天才而且是企業家，在于他擁有這種思維方式。當別的互聯網公司圍繞著互聯網的“零配件”、“周邊設備”大做文章以期“鴻鵠將至”的時候，百度在無人注意的角落里做著互聯網“最核心的東西”。百度與眾多機會驅動型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在戰略上最大的不同是，當別的企業忙于急于抓住觸手可得的機會的時候，百度相信“只有做得最好才有機會”。所以，在搜狐、新浪避重新輕(理論的說法是“發揮比較優勢”)大做有中國特色的電子文摘式門戶已初成氣候時，百度逆氣候而動，相當另類而卑微地成長，不為人知地策動著下一場“大氣候”。
當百度在納斯達克異軍突起，仍然有人習慣地把百度稱為“中國概念股”。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百度之所以在納斯達克受到追捧，當然與它是一家中國的互聯網公司有關。但百度在美國股市上真正的賣點，恰恰是它超出了“中國概念”。與其說它是一家中國的搜索引擎公司，不如說它——用美國人習慣的說法，就是“中國的Google”。投資者太知道Google意味著什么了，所以他們很容易理解百度意味著什么。百度的價值不在于它是來自中國的“土特產”，而在于它是與“比較優勢”無關，而與硬碰硬的實力有關的地方。國際資本市場對百度的認可，在很大程度上相當于洋人們對于劉翔和姚明的認可，而不同于洋人們對于代表“中國功夫”的李小龍的認可。
前不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教授羅杰·馬丁在《商業周刊》上著文說，北美的商界有一個流行的觀念，即設計和創新將主宰他們的未來，而印度和中國則會繼續充當低技術含量和低成本商業運營的大本營。這一觀念植根于大衛·李嘉圖于19世紀開創的“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以英國用毛呢與葡萄牙交換酒為例，揭示了只要擁有比較優勢，各國就能從國際貿易獲得利益。“然而，當我穿過海德拉巴、孟買和班加羅爾的街區，來到一些印度大公司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個理論似乎存在硬傷。”“所謂的自然稟賦為基礎的李嘉圖式的邏輯也許根本不適用于當代社會，而這已不是它第一次遭遇尷尬了。”馬丁以世界汽車業競爭格局的演變為例證明“比較優勢”是一種迷思。數十年來，美國汽車業三巨頭一直一廂情愿地認定日本的制造商會堅守他們在小型、低價位汽車(本田和豐田最初就是以這樣的車打入國際市場的，就像十六年前的韓國現代公司，今天中國的吉利和奇瑞公司一樣)制造方面的天然優勢”并聽任其美國同行控制高利潤的高端市場。“但是，當日本最終在幾乎每一個細分市場上都成為可怕的競爭對手的時候，底特律才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先前的觀點是多么和幼稚。”
我們也可以說，底特律的汽車廠商之所以“痛苦”，是因為他們忘記了他們的祖師爺福特說過的那句話，沒有意識到“能”與“不能”之間的差距并不像“天然稟賦”的差距那么大——有時甚至只是一念之差。他們沒有意識到，美國以外的國家的“能”與“不能”，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這些國家是否視眼前的競爭格局為永恒，是否在“比較優勢”的理論大麻中自甘落后、自我挫敗和自我陶醉，并最終踏踏實實地陷于“不能”。
“比較優勢”是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之交提出的概念，那時的經濟形態是一種基于自然資源(主要是土地)的經濟。在李嘉圖那里，“自然稟賦”并沒有多少社會、種族和文化的色彩。但當今中國抱持“比較優勢”的知識權貴悄悄地給“自然稟賦”賦予了一種不是與自然而是與人相關的“自然稟賦”——即種族意義上的自然稟賦。他們與馬丁說的“北美的商界”持相同的觀點：印度和中國只能充當低技術含量和低成本商業運營的大本營，只能“以土豆片換芯片”。這些只對土豆片的邏輯感到親熟，忽視、無視甚到在某種程度上敵視芯片的邏輯的知識權貴有一個未曾明言的“種族偏見”。這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種族主義——認為別人“能”，自己“不能”的自我矮化的情緒體系，即通常所說的“逆向種族主義”。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的過程中，這是一種需要用心破除的理論和心理的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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