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雜志:一外國專家對中國企業家的肺腑之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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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5月23日 09:39 《經濟》雜志 | ||||||||
——專訪INSEAD亞洲校區校長舒梅慕 文/本刊記者 周季鋼 2005年4月19日,北京瑞士酒店。
世界排名第四的商學院INSEAD亞洲校區的校長舒梅慕(Hellmut Schutte)教授從新加坡飛到了中國,目的是為了全力拓展INSEAD的中國市場,計劃在中國創辦MBA以及EMBA等教學項目。 舒梅慕先生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新加坡是他生活過的第9個國家,如果要讓他再選擇一個新的國家生活的話,他希望是中國。 “包括光華管理學院在內的中國商學院為INSEAD全力進軍中國進行了充分的市場培育,但它們還不足以成為INSEAD的假想敵。” 《經濟》: INSEAD為什么選擇在這個時候全力拓展中國市場? 舒梅慕:過去,我們在中國進行過調研,也和中國的一些企業進行過合作。INSEAD在中國已經有若干年的教學經驗,譬如高級經理培訓項目,在中國有超過400名的INSEAD校友。 我們非常清楚,目前在中國已經有包括光華管理學院、中歐國際管理學院等非常優秀的商學院。INSEAD的教學不停留在一些基本層面,所以我們等到中國的管理教學有一定的基礎、市場得到充分培育的時候再大軍壓進,這就像一個生產活動,一開始只需要一個簡單的機器就能完成生產,但隨著生產過程的復雜化,就需要更加精密和高級的機器來運作。 我們也看到,中國的各方面都處在和國際接軌的階段,所以我們選擇現在這個時機全力拓展在中國的教學活動。正如路還沒有鋪好之前,我們是不會駕駛很昂貴的奔馳車的;在市場沒有得到完全培育之前,我們也不會將押寶中國。 《經濟》:也就是說你們和中國本土的商學院是差異化競爭,中國本土的商學院還不足以成為INSEAD的對手? 舒梅慕:我們不會教中國企業如何在中國本土運營,因為中國的商學院在這方面有著其專長,INSEAD也沒有更多的經驗提供給中國的企業。我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學生應該擁有國際化的眼光,應該想著未來要去國外生活,如果他僅僅是想留在中國的話,那么他不應該來INSEAD學習。實際上我們對有這樣的態度的學員是不感興趣的,我們往往希望新加坡的生源能到法國去學習。這也是INSEAD國際化教學的一部分。 INSEAD的獨到之處在于有著非常國際化的視野、國際化的團隊,我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國際性的,譬如進出口、跨國投資、如何管理在境外的人員等等。我們看華為、聯想、TCL以及海爾這樣的中國企業,在今后的幾年中肯定會成為跨國企業,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所以在這個時機上,INSEAD會給他們提供很多的經驗。 我們并不希望把中國的管理人員集中起來,教他們如何和外國人打交道,我們的想法是把中國的管理人員和外國的管理人員放在一個班里,讓他們來研究如何解決在跨國經濟領域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就在北京瑞士酒店,INSEAD不久前從事過一次高級管理人員培訓,雖然只有30名學員參與培訓,但他們卻來自15個不同的國家。這樣的課程我們可能會安排5個教授來教學,但這個5個教授卻分別來自5個不同的國家。這就是INSEAD能獨樹一幟的最大的特點。 《經濟》: INSEAD的招生規模以及收費標準是怎樣的? 舒梅慕:INSEAD和哈佛商學院一樣,其MBA招收的學員也是世界最多的,每年大概在850-900名之間。對于中國的生源來說,我們每年招收50-70名。我們對學員的要求是有本科學位,5年的工作經驗。 我們的收費無疑是非常昂貴的。普通的MBA項目收費是6萬美元/年/人,對于EMBA學費是11萬美元/年/人。無論MBA還是EMBA來說,我們的收費都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無論是在亞洲還是歐洲,我們的生源最大的一部分來自于印度,其次是法國,再次是英國、德國以及中國。在我們看來,這些學生對于交學費沒有任何問題。 由于目前中國政策的限制,所以INSEAD還不能在中國設立學校。如果5-10年內中國政府改變了規定,我們可能會重新考慮我們的學費標準。 “我還沒有資格對柳傳志、張瑞敏等人進行評價,但我所要強調的是,一個好的企業領導者必須有能力來激勵他的下屬,不僅僅是發號施令。” 《經濟》:前段時間聯想收購IBM的PC業務曾引起軒然大波,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一大突破。您是如何看待? 舒梅慕:聯想收購IBM的PC業務,對于聯想來說,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的人員以及國際性的品牌,也擁有了國際化的一個接口。這相當于一場聯想自身的革命。 對于任何一場革命而言,都會帶來一系列的挑戰和困難,聯想必須要有效的實現和IBM之間的融合,而且能夠像一個國際化的公司來運營和行為。歷史上,很多走出去的公司要試圖管理當地的員工,融入當地的文化,往往需要幾年的時間。因此我認為,聯想的收購行為是非常大膽的。 很多人對聯想的收購行為都抱懷疑的態度,都不相信聯想能獲得很好的收成。當然這也是一個很開放式的問題,我個人的觀點是,即使聯想的收購行為沒有太好的效果,但聯想收購國際品牌PC部門的事實,卻使得聯想一下子獲得了國際的關注,在這之前國外很多人不知道聯想,因此在公關方面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當然,這個公關活動是否值15億美元,還是一個問號。 《經濟》:在中國,包括聯想、TCL、華為、海爾在內的大公司目前也都加快了其國際化進程,您是如何看待中國的這些大企業的國際化?如何評價柳傳志、張瑞敏、李東升、任正非這樣的中國企業家? 舒梅慕:我曾經遇到過其中的幾位,我覺得我還沒有資格對他們做出評價。但我所要強調的是,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其他地區來說,一個好的企業領導者必須有能力來激勵他的下屬,需要成為一個很好的榜樣,以身作則,而不是僅僅是發號施令。 我所了解的中國的很多企業,他們的領導者大部分都處于一種發號施令的狀態,然后由下屬來執行。但是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需要找到一些其他的方法,激勵他的員工以及激勵他的員工去海外工作,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對于中國的企業領導者來說,其挑戰在于,如何在精神上能夠激勵員工去迎接挑戰。 剛才提到的這四家公司都在不斷的發展壯大,他們都處于一些要求很高的行業,這些行業需要雇用的是知識性工人,這些知識性勞動力本身具備一定的批判能力,所以管理上不能像管理軍隊或者普通工人一樣,僅僅是要求他們聽從命令。因此我認為,隨著公司更加復雜化,擁有更加多樣化的雇員,這四家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將優秀的人才有效的組織起來,聚集在一條船上,讓他們的潛能得到激發。 “飛雁模式已經被討論了很多年,但事實上已經死亡,已不適應經濟現實了。” 《經濟》:目前中國國內的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將領導東亞以及整個亞太。事實上中國的發展一方面來自日本和韓國的擠壓,另一方面以印度為代表的其他亞洲國家又在迅速崛起,如何看待目前中國在亞洲的地位? 舒梅慕:中國不僅在亞洲,甚至在世界范圍內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希望中國的發展是非常平穩的,而不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使得和中國存在競爭關系的其他國家陷入困境。 中國必須和日本、韓國乃至越南這樣的國家進行競爭,同時日本、韓國也面臨著來自中國的競爭。首先我相信,目前中國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別是在外交上中國一直是比較積極的,譬如中國總理溫家寶最近訪問印度等等。但是中國要想成為一個亞洲的強國,它必須是在與其他國家競爭的同時,還必須進行有效的合作,尤其是日本。如果中國和周邊的其他國家存在嚴重爭端的話,是不可能成為這個地區的領導者的。 其次,這種競爭不僅僅是國家和國家之間像奧運賽跑那樣的競爭,往往是公司之間的競爭,中國必須確保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不斷加強。經濟史告訴我們,即便是最強大的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行業都達到一流的水平,某一個國家可能在某一些行業非常的強大,某一些行業又是非常落后,中國也正是如此。中國的一些制造行業領先世界,但是很多方面卻不如韓國、印度甚至越南。譬如印度在軟件行業等技術密集型行業里,已經成為世界領先國家,而且這種領先的態勢還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歐盟已經有25年的歷史,而亞洲各國相對分散,紛爭較多,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形成一個經濟政治聯盟,和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和諧的平衡。 《經濟》:10多年前的人們提出亞洲的“飛雁模式”,即日本作為頭雁,后面有我國香港、臺灣等地,還有韓國、新加坡等,一個接一個起飛,因為這些國家或者地區分別處于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像飛行的雁群。這種模式對目前亞洲的經濟還有指導性作用嗎? 舒梅慕:目前的形勢是,飛在最前面的頭雁似乎已不清楚該往哪個方向飛了。然而,這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其實“飛雁”模式已經死亡,雖然中國曾處在“飛雁”方陣的后端,但很快沖到了“飛雁”方陣的最前方。中國擁有低廉的生產成本、良好的基礎設施以及政府的強力支持,這些都是以前沒有想到的。 《經濟》:中國會給日本和韓國帶來多大的沖擊? 舒梅慕:我并不認為中國企業能和日韓企業競爭,因為我們不能忽視日韓企業在技術上的深度,我認為對于聯想、華為這樣的企業,讓他們盡快挑戰那些已經在過去幾十年間做得很大的,技術很先進的日韓企業,對他們來說也是不現實的。 “我想,未來亞洲的消費趨勢是旅游業以及醫療保健業。” 《經濟》:你是從事亞洲市場以及消費者趨勢的研究,請問未來5—10年內亞洲的消費趨勢會呈現怎樣的變化,以及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舒梅慕:如果我知道未來的消費趨勢,那我會自己主動去投資的。但是我還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想首先是旅游業,如果是中國和亞洲的經濟能持續增長的話,旅游業將成為一個消費的熱點。 其次是醫療保健業。亞洲老齡化趨勢嚴重,隨著年紀的增加需要專業化的護理,亞洲傳統的大家庭也正在消失。和醫療保健相關的醫院、醫療設備以及養老院都可以不斷發展。 舒梅慕簡介 舒梅慕先生曾在德國學習經濟和工商管理,并獲得了瑞士圣加侖大學博士學位。1981年加入位于法國楓丹白露的INSEAD的教授團隊,并擔任國際管理高級副教授。2002年9月起擔任INSEAD亞洲區校長。著有《亞太戰略》(1995年,和Philippe Lasserre合著)、《亞洲消費者行為》(1998年)、《亞太戰略和管理》(1999年,和McGraw Hill合著)。隨著中國的崛起和跨國公司戰略以及組織結構地區化,他目前的工作重點主要是亞洲市場以及消費趨勢的研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