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管理被嚴重誤讀 找到中國企業管理的癥結

　　假如中國以后有管理學的話，那么這次“清算”的成果，或許可以成為中國現代管理學的底線

　　□ 本刊記者 馮宗智

　　毋庸諱言，中國企業最薄弱的環節就是管理，最容易發生問題的也是管理，那么，是 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企業的管理問題？其答案卻是眾說紛紜。孫景華先生剛剛完成了《中國人的管理邏輯》書稿，他從“個人”與“組織”的關系角度入手，嘗試著將模糊不清的中國傳統的管理概念，以邏輯思維方式梳理出來，將牢牢粘在一起的個人的、社會性的人生、理想、道德，與贏利性組織的制度、效益、效率區別開來。

　　在私下交流中，孫先生當仁不讓地說，這是第一次區分了傳統商業和現代企業的不同，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商業進行了一次“清算”，假如中國以后有管理學的話，那么，這次“清算”的成果，應該成為中國現代管理學的底線。

　　孫先生一再強調，希望在報道中能夠保持其觀點的系統性，否則就會顯得過于凌亂而成為感悟的小智慧。為了讓讀者更加深刻了解此次報道的意圖，科技智囊對孫景華進行了專訪。

　　我是一個管理的失敗者

　　科技智囊：據我們了解，你1985年大學畢業后，進入了某新聞單位做記者，自1992年起下海創業后，十余年來一直身處商海中，但是，你卻在去年出版了一本《永不消失的責任》，最近又剛剛完成了《中國人的管理邏輯》書稿。我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進入到管理理論研究領域，想到要探討中國人的管理邏輯？

　　孫景華：其實，我應該算是個失敗的小企業主。十幾年前我從白手起家開始，逐漸地發展到擁有通信尋呼、航空游覽、現代農業、廣告代理等一大堆的企業，但是，我失敗了。剛開始接觸管理理論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搞懂自己為什么失敗，沒想到的是由此一發不可收，可以說被管理理論給迷住了。我還記得在企業失敗后，在焦慮中胡亂地尋找原因，甚至將失敗原因歸咎于結交了糟糕的朋友，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好笑。

　　今天回過頭來看自己曾經的失敗，原因非常簡單：“不懂管理”。懂管理未必就會成功，但不懂管理一定不會成功，其實，商人的獲利活動兩千年前就已經有了，但為什么“企業管理”一詞卻在一百多年前才出現？就是因為傳統商人的“賺錢”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企業管理，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們所說的“企業管理”，是個內涵極為豐富的龐大概念，它的基本含義是如何實現企業組織持續性和健康性的發展，通俗地說，一次性的賺點錢與連續不斷的賺錢，不是一回事；一個人賺錢和一個人管理一群人賺錢，更是有著本質的差異。

　　舉個例子來說，在我以前的一大堆企業里，按我自己現在劃分的利潤來源分類來看，既有顧客利潤模式，也有熟人利潤模式，還有官商利潤模式。在我沒接觸管理理論之前，我并不會去辨別這些利潤模式的區分與危害，基本上是按照傳統商人的“哪里有利潤就往那里走”的商業本能去獲取利潤，實際上，在我當初讀到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說的“管理的唯一目的就是滿足顧客”時，還頗不服氣，甚至覺得有些呆氣，現在回過頭來看，因熟人或官商而來的利潤帶給企業的肯定是傷害，而在唯一正確的“滿足顧客”利潤上，我又只會無師自通價格戰，所以，失敗就是一種必然。

　　科技智囊：你在《中國人的管理邏輯》這部書稿中，提出了“個人”和“組織”在管理上的六種區別，在我們看來，這些管理觀點非常富有原創性，在目前中國管理界獨樹一幟并切中問題要害。你個人的直接管理實踐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對于你以很獨特角度來看待中國企業的管理問題是否有直接的幫助？

　　孫景華：我自二十年前離開大學校門后，就再沒有走進去過，所以，我不太清楚大學教授和博士們是如何研究企業管理問題的，但是，對我自己來說，十幾年的商海生涯，可以說是將商業意識刻在了骨子里。什么是“商業意識”？很簡單，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個小孩，以最樸素的商業本能，去質問一些看似高深莫測的管理問題。

　　比如我以前企業里的下屬經理們，都是我相識多年的朋友，在我看來，他們既不缺“德能”，也不缺“才能”，但是，他們為什么搞不好企業？那么，中國傳統的人才觀“德才兼備”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或者說，“德才兼備”的真實本意是什么？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這些問題常常以悖論的方式被提出，比如“究竟是管理人、還是管理組織”等等問題，當這些問題最后被糾纏在一起后，就成了渾濁的醬缸，最后常常得出一個很虛無的結論：只要是適合的，就是好的。

　　就我個人來說，我不會不加懷疑地相信任何一個管理結論。我一定會去質問它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所以無論什么樣的管理解決之道，我都會習慣性地使用效益和效率去衡量，如果一項看起來很“偉大的理論”，既不談效益，也不談效率，我就會質疑它對于企業管理的價值。正是源于這樣的商業思維習慣，所以，我一直想搞懂中國人常說的“榜樣的力量”究竟實現了什么樣的成果。中國人常說的“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管理，如果企業里有一百個人，那么，一百把鑰匙是如何配制出來的？實際上，中國人繼承下來的傳統商業俗語多如牛毛，而這些常用商業俗語經常是不假思索地被直接使用，其實，我就是從試圖揭示這些商業俗語的真實含義開始，從而逐漸形成了《中國人的管理邏輯》這部書稿。

　　現代管理被嚴重誤讀了

　　科技智囊：目前中國流行的管理理論和方法，是以西方管理理論為主，你如何看待學習和借鑒西方管理理論的問題？

　　孫景華：首先，我認為“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管理理論”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含糊其詞的說法，它隱含著一種無知，即：并沒有搞懂現代管理學的真實意義，而是將傳統商業和現代管理混為一談了，誤以為現代管理是在繼承傳統商業基礎上的發展和延伸，而實際上，現代管理和傳統商業完全是不相干的兩回事。

　　今天我們知道，“現代管理學”是從管理大師德魯克寫于1946年的《公司的概念》開始算起的，為什么沒有從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算起？因為在德魯克之前，所有的企業管理幾乎都是在談論“企業和利潤”，從德魯克開始，才談論“組織和績效”，所以德魯克才會怒道：將管理的目的看作是獲取利潤，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的胡說八道。

　　實際上，德魯克自己早就說過，《公司的概念》并不是描寫“企業管理”的書、而是描述“組織管理”的書籍。非常遺憾的是，就我所看到的一些中國的教授、學者，對于德魯克的巨大貢獻也是一知半解，而所謂的結合中國特殊國情，使用“狼性精神、制勝策略”等等典型的中國式的智慧語言，在錯誤地解讀著現代企業組織管理。實際上，假如一個老板或企業家所思考的問題是“獲取利潤”，那么，中國傳統商業的各種賺錢的技巧和智慧，已經足夠用了，他完全沒有必要去學習什么現代組織管理。

　　我想說的是：我們不要再在“借鑒、批判與吸收”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了，因為問題并不是出現在這里，而是發生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即：傳統商業和現代管理的本質區別上。這也是我的書稿《中國人的管理邏輯》的本意，即我區分了“組織”與“個人”的六種不同，這也是對于中國傳統商業一次徹底的清算行動。我們并不需要從零開始、另起爐灶，而是需要站在大師的肩膀上繼續前行，尤其是對于有著深厚商業文化傳統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我們需要的是分清“正式組織”與“烏合之眾”的區別，需要分清傳統商業和現代管理的區別，這是前提與基礎。

　　科技智囊：你個人的成長經歷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企業成長縮影，你自稱自己是一個管理失敗者，實際上中國企業在管理上也不乏失敗案例，那么你如何看待飛龍、三株、德隆等企業失敗？你曾斷言中國企業鮮有管理成功者，那么你如何評價海爾、聯想、華為、格蘭仕等優秀企業？

　　孫景華：我想，首先需要確立一個前提，那就是看待中國企業的管理問題，需要一定的歷史縱深感，同時，管理理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前瞻性，如果就事論事以眼前的成敗論英雄，就可能會造成虛假的失敗或虛假的成功。我拿個人的經歷體會做個例子，在早年當我在深圳創業獲得第一桶金后，我那時非常的自信，甚至以為自己有著超越常人的商業才能，但事實上，在那個“只要彎腰就會拾到黃金”的特定時間與環境里，我只不過是彎下了腰、而別人沒有彎腰，差別僅此而已。

　　今天中國二十多年來的企業管理，實際上囊括了西方三百年的工業化管理歷程，使用童工與流程再造同時并存；而官商利潤和顧客利潤也交織在同一個企業里，尤其是中國本土消費市場本身的龐大，更是使得成功容易變得走樣，所以評論中國企業管理一定要十分謹慎。我們需要小心翼翼地將珍珠從垃圾中剝離出來，而剝離的標準就是兩個最基本的管理問題：利潤來自哪里？效率來自哪里？這兩個問題，今天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或者說是西方企業管理的共識，即：利潤來自滿足顧客、效率來自分工流程。

　　我們會看到，中國企業失敗的典型案例，雖然原因看起來千差萬別，但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利潤并不是來自于滿足顧客！像德隆、南德等等典型的中國企業怪物，我們連他們企業的顧客、消費者都找不到，更不要說如何滿足顧客了；而象三株、飛龍等等企業，雖然“利潤是來自顧客”，但是，它們除了面對對手的價格戰手段之外，幾乎看不見它們滿足顧客的其它組織能力。

　　對于海爾、聯想等目前看來優秀企業的來說，也需要具體區分出它的精華和糟粕。在我個人看來，海爾是中國目前優秀企業里，最具現代企業管理征象的企業，尤其是它的內部市場化，幾乎成為了解決未來“消費個性化”的最優方案，但是同時，彌漫在海爾的統治控制觀，卻成為了這個方案有效實施的殺手。聯想潛在的危險則更多，聯想宣稱是“家文化”創造了聯想的高效管理，而實際上，“家文化”正是排斥人才、阻礙創新的罪魁禍首，造成這種“誤解”的原因，就是聯想所理解的“高效”，并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組織效率，或者說，當你用戴爾所理解的“效率觀”去衡量聯想，聯想就變成了一個效率低下的企業。

　　質疑中國式管理

　　科技智囊：我們知道，中國一些管理學家也在積極探索中國式管理之路，比如曾仕強教授的“中國式管理”、陳春花教授的“中國理念、西方標準”，而你的一些管理認識觀點與他們差異很大，不知你如何評價他們的管理觀點？

　　孫景華：首先，我個人認為“中國式管理”是一種不妥的提法，因為它不但局限于地域性提出管理問題，而且還包含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按照這種思維模式再細分下去，就會出現中國北方式管理、南方式管理的提法了。實際上，所有的企業組織，面臨的管理問題都是相同的，因此，我們應該基于企業組織本身、而不是基于特定地域提出管理問題，同時，解決問題之道也應該是相通的，而不是在某個特定地域有效、而在另一種地域環境中無效。

　　關于曾仕強教授的“中國式管理”，他將管理界定為三個層次，并且梳理了修己安人和情、理、法上的一些問題，坦率地說，我還沒太搞懂他界定這些問題后，究竟想干什么？實際上，你個人擁有了洞察人心的智慧，并不意味著管理成果就會出現，因為企業成果是發生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即企業如何處理“產品與顧客”的關系上；同樣，你個人擁有了較強的組織控制能力，甚至你可以將企業管理得井井有條，但“井井有條”并不意味著組織效率就會出現，因為組織效率是發生在組織分工和流程設計的層面上，因此，在我看來，曾仕強的“中國式管理”，實際上是沿承和推崇中國傳統的統治觀所實現的所謂“成果”，僅僅是個人控制組織與維護地位穩固的解決之道，這與現代管理理論關注企業組織的基業長青，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兩回事。

　　我只看到過陳春花教授提出的“中國理念、西方標準”觀點，并沒有看到對這個觀點的解釋，所以只能僅就字面意義說點看法。在西方各種管理標準的背后，其實是隱藏著西方人的管理價值觀以及實現的路徑安排，而中國理念則往往與這些西方管理標準格格不入，比如中國理念常常認為穩定比競爭更重要、和諧比效率更重要、價值觀統一比個性的解放更重要，所以，當我們使用“西方標準”去衡量“中國理念”所產生的管理成果，通常都會是不及格，反過來說，當不及格現象出現后，也許正是在證明所謂中國理念本身就是錯誤的。因此，問題追根溯源，最終回到了“中國式管理”這個本原問題上，因為它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提法。

　　回到管理本原

　　科技智囊：對于中國管理的出路，你有什么框架性的想法？

　　孫景華：我依舊堅持自己的觀點，即我們所做的管理探討工作，不應該是為“中國未來管理提供框架”，而是應該就企業組織管理本身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每當中國遭遇到外來的各種碰撞時，都會以抵御性的心態，面向過去挖掘中國人的傳統，所以，洋務運動中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并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是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本身需要質問：為什么非要與眾不同、搞出中國特色的東西來？實際上，這是以中國傳統為自豪的狹隘的大國主義情緒。

　　對于中國未來的管理出路，我想，我們首先需要一些基本的判斷和認識：

　　第一，中國傳統商業的歷史遺產，整體性來說，其有效性僅僅存在于傳統農業文明中，而在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環境里無效。這個宏觀的整體性的判斷，不僅僅是適用于中國企業管理，也同樣適用于中國整體社會轉型，傳統越深厚，現代性就越薄弱。無論中國傳統商業智慧看起來多么令人著迷，都必須被納入到現代企業管理體系中，去判斷它的真實價值和有效性，或者說，傳統商業智慧只有被鑲嵌到現代企業管理體系中，才會重現往日光輝，否則就會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的殺手。

　　第二，就中國目前整體企業管理所處階段來說，我個人認為主要的管理工作，是組織管理與科學管理的教育啟蒙！用個形象的說法，當一個習慣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進入到現代企業工作時，無論他有著多么靈巧的個人智慧，他都必須學會八點鐘準時上班、不隨地大小便，這是基本的前提。中國改革開放僅僅二十多年的時間，大多數的老板和企業家，都是憑借著無師自通的商業本能在管理企業，缺乏對于“組織功能”的常識性認識，尤其是蔑視數字、蔑視制度的現象隨處可見，在這種狀況下，越是試圖挖掘傳統商業智慧，對于中國企業管理的傷害就越是巨大。

　　第三，關于中國企業未來的管理，我個人認為正確的探討之路，并不是去思考如何為中國人建立起自己的管理體系，而是應該去思考中國管理能夠為世界管理提供什么樣的貢獻。這意味著我們并不是面向傳統挖掘中國商業智慧，而是要面對所有企業的共同管理問題，提出我們新的解釋之道，這些基本問題包括“利潤來自哪里、效率來自哪里、產品與顧客的關系、組織與個人的關系”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只有在明確了以上幾個問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創造出有價值的中國管理解決之道，否則，就很容易成為僅僅在中國特定環境下的有效管理，也很容易再次加重了中國醬缸式的窩里斗的局面。因此，這并不是一個輕微隨意的管理問題，而是回到了本原性問題的管理本質，我個人愿意嘗試著去思考這些問題，并且得出有價值的管理理論。

　　孫景華

　　自由職業者，十年商海經驗，曾出版《永不消失的責任》一書，即將出版《中國人的管理邏輯》管理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