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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層面或許可以全盤西化，如果功夫足夠；制度層面問題也不是太大；而精神層面的問題，卻很難靠全盤西化解決。因為精神層面的問題的一個核心是自我認同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丟掉了傳統，自欺欺人地假裝自己是西方人、“國際人”，也許就是丟掉了自我，丟掉了立身之本，其風險是失去特立獨行的首創精神和獨立的判斷能力，失去長期發展的根本目標和終極動力�！澳阋苍S會成為一個亦步亦趨的優秀追趕者、二流企業、‘假洋鬼子’，卻不大不可能和西方平起平坐，更不用說超越�！毙ぶd說。
當然，事實上在這為數不多的幾家領先中國企業中，它們更多采用的是改造后的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管理制度的藥方。比如華為，“任正非在以拿來主義的態度使用傳統精神資源，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方面，是高手�！毙ぶd評價道，“他的問題可能在于，由于他的經歷，他對西方企業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的浸入不夠深，現階段他對西方的管理有點崇拜，有點拘泥，有點太強調‘僵化’階段了。對待西方管理，他應該也有對待傳統文化那種拿來主義的氣魄，多點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
《差距》一書的作者、北京錫恩顧問公司總經理姜汝祥認為：“企業的發展并不是領袖人物的‘創造史’，它的背后有著基本的商業邏輯，而這一點需要華為認真品味。在任正非這些激動人心的言論的背后，更多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這也許意味著，在華為企業文化的骨子里，對“洋老師”的學習是基于‘競爭性的功利’目的，而不完全是對商業化邏輯的遵從�！�
中國式商業精神
商業精神(包括管理理念、企業文化和市場倫理)真的會影響到我們的商業活動嗎？數年前，經濟學家趙曉還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一點也不相信這其中會存在什么關系：“市場的重復博弈可以降低撒謊和害人的行為，而法律的嚴厲懲罰亦有利于交易行為的規范�！彼敃r相信，如果市場交易規范并存在競爭和多次博弈的情況，市場道德自然會產生。
但是不久之后，一次北美的游歷經驗讓趙曉徹底地扭轉了看法。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一文中，他闡述了自己對于商業精神/倫理和市場經濟關系的理解：“獲取財富之手段與目的的一致性恰能彌補市場之不足。從這個角度上講，市場經濟天生需要與某種市場倫理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威力，就像好馬天生需要好鞍一樣。從人類社會來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場經濟。也說是說，叫人不偷懶的市場經濟與叫人不撒謊、不害人的強大信仰(倫理)珠聯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實�！�
但是，市場倫理道德的建立，并非是依靠照搬和模仿即可達成。
誕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業精神，在被中國企業照搬進來時，卻忽略掉了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前提，這使得理念的走形比比皆是。而且，即使這種學習不走形，以西式商業精神為視角的亦步亦趨，能造就出強大的可與跨國公司相抗衡的中國企業嗎？
“社會學家韋伯揭示了一個基本的道理：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因為新教倫理這種果因文化，推動了資本主義發展。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現實：現代企業是西方兩百年工業革命的產物，而這兩百年興盛的表面背后，有著強大的文化動力�！苯晗樵谧罱囊黄恼轮袑懙溃爸袊髽I的興盛，不可能只依靠科學與技術的獲得，中國企業同樣必須在非物質層面獲得強大的文化動力，才能真正獲得困境中的突破�！�
“在未來幾十年，我認為中國企業的歷史使命將是商業理性啟蒙，即正視我們每個人骨子里的農民思想，在中國建立起擁有獨立人格的商業文化，從依附于政權和土地的農民，轉化為擁有獨立人格的職業商人�！苯晗檎f。
中國企業該建立怎樣的商業精神？在肖知興看來，其思想內核應該是共享型價值觀(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發掘傳統中的優秀成分，摒棄中國正式傳統(即主流傳統、大傳統、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傳統)中的犧牲+掠奪型價值觀(你犧牲，我掠奪；你奉獻，我享受；你勞動，我讓你當模范)。
肖知興并且相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在一番去蕪存精之后，儒家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完全可以成為中國企業建立共享型價值觀的精神資源，“這背后不僅僅是儒家作為一個信仰體系之一的豐富性和可塑性，更重要的是儒家良好的精神內核。”肖知興說。
儒家文化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文化，與西方以“物”為中心的理性文化，有著鮮明的差異。一位美國人在驚嘆于日本經濟崛起的同時寫道：“為了了解這個新資本主義是怎樣活動的,我們必須了解統轄這個企業國家政府的獨特的官吏制度，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法制觀念，以及他們拒絕以敵對方法解決爭端的方式。這在把和諧相處而不是把法律裁判視為社會最高準則的人們中,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我們必須了解什么是日本人勞動道德的基礎。這一傳統比人們想象的可能悠久得多。更令人驚奇的是,這對后工業社會看來是多么合適�！边@種以亞洲四小龍崛起為標志的東亞工業文明，被深深地烙進了儒家文化的印跡。
“中國企業的問題，很多是整個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和中國政治的問題，不要苛求企業。單個企業也許可能偶爾實現單兵突進，但全面地突破，在現在這種結構下有一定難度。當然，企業應該是重建整個舊體系、舊系統的最重要的突破口——這也許是現階段我們探討中國企業、中國管理的大義所在�！毙ぶd對《中國新時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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