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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時代:中國企業跨國夢(3)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05日 17:34 中國新時代
  同時,肖知興還對華為的管理變革提出改進的建議:“任正非在以拿來主義的態度使用傳統精神資源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方面,是高手。他的問題可能在于,由于他的經歷,他對西方企業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的浸入不夠深,現階段他對西方的管理有點崇拜,有點拘泥,有點太強調‘僵化’階段了。對待西方管理,他應該也有對待傳統文化那種拿來主義的氣魄,多點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

  尋找中國商業精神:沖動與較量

  2004年12月8日,當聯想在北京宣布并購IBM的PC業務時,這家位列中國企業第一方陣的希望之星,充分顯示它布局全球的強烈愿望。聯想總部在地理上的遷移——從北京到紐約——似乎更多具有象征性的意味,難道這會暗示著一場戰略意義上的占領嗎?

  中國企業已經懂得花錢去到國際市場上買東西——從買技術、買設備,到買資源、買公司,這是進步。更重要的變化是,中國企業已從委身下嫁地合資,轉變為主動地并購海外企業,這是覺醒。

  從海爾、華為、TCL到聯想;從自建工廠或公司,到收購海外市場沒落品牌,及至向本領域內的領軍企業發起并購,一個關于中國企業如何實現跨國經營的課題越來越近地逼到了眼前。5年前,聯想已實現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亞太地區PC單季銷量第一;而今,收購IBM的PC業務之后,新聯想將成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聯想壯大了自己,也“消滅”了對手。

  告別了“出口創匯”這個早期中國企業“國際化”的目的,這次中國走出去的企業正在致力于參與全球產業分工。于是低成本擴張,境外收購、合資、獨資建廠,進行境外加工貿易成了中國企業流行的投資方式和跨國經營方式。

  但問題是,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本土賴以成功的經驗是否還能在海外市場延續?中國企業欲成為世界級的企業靠什么推動?

  華為,在海外市場沿用了國內的壓強戰略,取得初步成功。2003年華為銷售額317億人民幣,其中約有84億(10.5億美元)來自海外市場,這個數字占到了全部銷售額近1/3,完成了從完全面向國內市場到以國際市場為業務增長重點的轉變。

  海爾,在海外市場繼續快速響應顧客的要求,也頗有成效。海而為美國學生宿舍設計的小冰箱獲得了美國市場的認同。同時“海爾”的品牌越來越值錢了。有評估顯示,海爾的品牌價值530億人民幣。

  TCL,在海外市場擴張產能規模,速度驚人。2002年TCL以820萬歐元收購了德國施耐德;2003年9月,TCL通過在美國的控股公司蓮花太平洋全資收購了美國高威達公司。2003年11月同湯姆遜合并彩電等業務,一下將產能提升到1800萬臺。

  但當華為、海爾、TCL正在成為世界的華為、世界的海爾、世界的TCL時,人們卻發覺這前路并非一帆風順。想一想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市場所取得的經驗和戰例吧。現在這一天也終于來到:中國企業必須學會在美國或者歐洲,在被看作是一家“國外企業”的情況下經營,必須學會如何適應當地法律,與當地的供應商、分銷商打交道,招收當地籍員工,并聲稱要做一個良好的社區公民。

  所以,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所受到的挫折和“變形”,更值得中國企業用心體會和品味。當中國企業要在另外一個文化迥異的地方開展經營活動之時,意想不到的麻煩會層出不窮。拜“關公”嗎?不行,這無助于讓店外的消費者明白你的經營理念,也不會讓你的外籍員工相信這是更好的管理。

  “全盤西化”之憂

  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之夢,存在于現實的困難就有資金、人才、管理經驗、供應鏈等等一系列問題,但這些還只是器具與制度層面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欠缺在于,中國企業在精神層面上的不足。

  “現實中,中國企業容易碰到的往往是盲目照搬的問題。盲目照搬的問題實質是中國企業在學習西方企業時只看見器具層面(技術/工具/概念),看不見背后的制度層面(產權/組織/激勵),更不見精神層面(價值觀/預設/信仰)的傾向。器具層面的東西容易學習,但制度與文化層面不配套,最后的結果往往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肖知興批評道。

  20多年前,中國制訂了以市場換技術、換管理經驗的經濟開放方針,由此而形成了自1993年以來的第一波跨國公司投資熱潮。但是,在技術、工具層面的學習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跨國公司仍然在向中國轉移尖端技術方面保持警惕;同時,有限的轉讓技術也早已失去保護的價值。而今,中國企業終于從學習西方技術過渡到對西方管理思想的全面借鑒,一場“全盤西化”的改造運動正在更多的中國企業里興起。

  “全盤西化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主觀愿望,一種急于改變自我表現、擺脫落后局面的急躁情緒的反映。”肖知興對《中國新時代》說。

  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們正試圖把先進的西式管理經驗沉淀到自己的企業中去,結果適得其反。制度化和流程化的改造應用于生產價值鏈的再造或許是有效的,但主張于人員管理的調整則有些“消化不良”。

  正如本刊專欄作家袁衛東在本期專欄中所寫的那樣:“現代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曾以職業經理人在20世紀20、30年代開始取代公司創始人及其后裔掌管公司經營大權作為現代公司崛起的分水嶺。但在中國,這樣的時代是以極度壓縮的方式演進的。讓創業老板接受職業經理人的管理,甚至讓出股份,并在權力和文化上接受前來分享的職業經理人——如果將這一場轉變描述為毫無痛苦的成長,那絕對是顛倒黑白,因為,這更像是一場延綿的戰爭。”

  但是,這樣的西式改造已經被更多的中國企業家們熱衷,尤其是那些急于海外上市的公司CEO們。經過華爾街投資銀行家們的一番訓導和改造,這些中國企業從表面上都具有西方公司治理的模樣,一個“假洋鬼子”,經過海外上市的路演,歸國后成為“留洋博士”,難道這就真的如方鴻漸手中的那張克萊登大學文憑一樣管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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