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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娟
柴芳幽說，誠信關系企業的生死存亡；孫鴻雁說，失去誠信，就無立足之本；李中秋說，誠信是魂。
對于誠信的重要性，古人也早有論述。《中庸》中寫道：“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孟子也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
誠然，作為市場交易的基本原則，誠信的價值和普遍性是不可否認的。但是，誠信話題屬于道德規范范疇，而道德靠的多是自覺、自律，是一種軟制度。
在社會轉型期，我們難以奢望人人都按照道德這個游標卡尺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對于很多人來說，經濟利益是價值的直接體現，而誠信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因素即便能起到制約作用，也是后發制人，何況，更多人不以為然：大不了賺一把就走。
這是見利忘義問題的癥結所在：道德投機。當投機的成本小于所得利益時，這種投機就天然地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誠信問題，就要增加道德投機的風險成本。
在西方一些國家，已經建立了相對健全的信用制度，而這種信用制度的懲罰措施增加了道德投機的風險成本。
比如某人如果有過不良記錄，如詐騙、開空頭支票、欠款不還、破產等，在申請貸款、上保險和求職時，都比清白人麻煩得多，要多付利息或保險費率。
相比之下，中國的道德投機的風險成本就要小得多了。如果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大多數情況下，企業或個人不會因為不良的誠信記錄而受到何種懲罰，也不會因此被剝奪在市場上進行商業活動的權利，大不了在行業內臭名昭著，還可以換個行當另起爐灶。何況，更多的失范行為并不僅僅發生在行業內的知名大企業，名氣不夠大，風險相對更小，而這些小打小鬧的社會細胞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從根本上說，要增加這種道德投機的風險成本，其關鍵在于逐步建立相對完善的信用制度。
從這個意義上講，青年文明號在信用體系建設方面的探索具有積極的作用。《全國青年文明號信用公約》是青年文明號的實踐原則，文明號單位還根據各自行業的特點，建立了相關制度約束，防止失信行為的發生。
懲戒措施增加了道德投機的風險成本。對于芳雪藥店的售貨員來說，如果有一次忽悠顧客、信口開河的記錄，他將飯碗不保；對于沈陽商業城鞋帽商場皮鞋二部的青年文明號成員來說，因為一次疏忽大意造成了失信行為，即使及時給顧客退回了30元的差價，也要面對黨小組會上的通報批評；團青島市委青年文明號誠信評價機制的建立更為這種道德風險成本的增加提供了依據。
當然，依靠這樣的事后懲戒措施來強制主體踐行誠信不是目的，關鍵在于企業和個人要認識到誠信是軟實力，在道德規范的框架內，誠信變成一種自發的行為才是提倡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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