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加薪潮涌

　　■蔡  亮

　　6月6日，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宣布，自今年10月1日起，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各廠區將再度上調標準薪資，經考核合格的作業員及線組長的標準薪資上調為每月2000元。此前的6月1日，富士康剛剛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將一線作業員的標準薪資無條件提高到每月1200元。

　　富士康連續兩次、幅度驚人的加薪舉措無疑預示著珠三角加薪潮的來勢洶涌。回過頭來看，5月1日，廣東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并首次突破千元大關早已釋放出了一定的加薪“訊號”。至于6月8日，深圳市將本地職工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每月1100元并統一了特區內外的相應標準，更是珠三角加薪潮涌的又一明證。

　　加薪壓力積聚

　　珠三角加薪潮涌源自于該地區加薪壓力的井噴。珠三角加薪壓力的積聚，迄今已有兩年有余。

　　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出臺后，一貫依賴低勞動力成本模式的珠三角最初如臨大敵。然而，該年9月爆發的華爾街金融危機使得珠三角企業主普遍獲得了延續低勞動力成本的機會，那些深受外需萎縮影響的珠三角企業主設法在滿足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時，努力挖掘工人的“剩余價值”。

　　舉例而言，盡管企業主難以突破政府規定的工資標準底線，卻可以通過延長工時的方式來變相克扣工人的一部分工資。因此，與金融危機前相比，相當一部分珠三角企業工人需要付出更長的工時才能維系以往的工資標準。憑借這種方式，很多珠三角企業在不經意間緩解了高企的工資上漲壓力，但受此影響，珠三角工人工資增速進一步滯后于企業盈利的增長，勞資糾紛案件有增無減。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深圳勞資糾紛案件就超過52100宗，約占全國總數的7.4%。在這些案件中，珠三角企業主通常采取的拖欠工人工資、勒令工人超時加班以及拒付工人加班工資等方式正是勞資雙方產生強烈糾紛的焦點；同期，深圳最低工資標準與當地城鎮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相比，還不到后者的27.7%。

　　一言以蔽之，通過進一步挖掘工人的“剩余價值”，珠三角企業找到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權宜之計，卻也埋下了不容忽視的加薪壓力。

　　井噴仍未見頂

　　當加薪壓力積聚到足夠發生質變的程度，井噴就成為必然。

　　隨著金融危機的硝煙逐漸散去，尤其是2009年夏末以來，珠三角企業普遍遭遇的“招工難”乃至“民工荒”問題正是加薪壓力報復性反彈的結果。

　　而富士康“墜樓事件”導致的接連兩次加薪公告，也在不經意間成為引發整個珠三角加薪壓力井噴的始作俑者。初步核算，一旦富士康宣布的2000元“底薪”措施成為現實，那么，同等勞動強度的珠三角一線作業員月收入理論上應該超過3500元，這一工資標準距離2009年深圳全市職工約3890元的月平均工資僅有一步之遙。

　　需要特別補充的是，5月17日-6月4日，發生在廣東南海某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罷工事件進一步引爆了珠三角加薪壓力的井噴。南海某工人通過持續18天的罷工努力，與資方達成了加薪35%的協議。

　　緊跟南海某的罷工腳步，6月6日，臺灣美律實業位于深圳的電子零部件工廠也經歷了近兩個小時的停工。結果，工人與資方達成了上調基本工資16.7%的協議，詮釋了罷工事件帶來的不容小覷的示范效應，也預示著珠三角加薪壓力的井噴仍未見頂。

　　企業有苦難言

　　受加薪壓力井噴影響，依賴于低勞動力成本模式的珠三角企業注定要承受激烈的陣痛。

　　我們知道，作為外向型水平較為發達的區域經濟類型，珠江三角洲憑借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率先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優勢以及僑胞遍及全球的優越條件，向來都是港澳臺進行產業轉移的最優選擇。

　　這些因素也導致珠三角成為中國國內最大的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地。該地區長期供大于求的用工狀況使得珠三角企業擁有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一度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正如前文所述，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硝煙逐漸散去，珠三角企業的加薪壓力開始報復性反彈。建立在低成本模式上的珠三角企業，受用工成本上升影響利潤進一步窄縮，有苦難言。

　　舉例而言，大幅加薪后的富士康，原來得凈利潤不超過1.6%。如按10月1日開始實行的加薪結果計算，富士康用工成本將至少上漲30%。未來幾年，如果用工成本在此基礎上再翻一番，那么，富士康的凈利潤很有可能出現負值。

　　當然，富士康并非完全沒有后路。這家企業作為替蘋果、諾基亞等品牌代工的龍頭企業，憑借一定的議價能力或可緩解一部分用工成本驟升帶來的運營壓力，也可通過向內陸城市遷移的方式來降低用工成本。

　　但類似于富士康這樣的龍頭企業用來緩解加薪壓力的手段，終究只是特例。絕大多數的珠三角企業既沒有議價能力，也不具備外遷的實力，廉價的勞動力已成為企業惟一可控的成本。現如今，有富士康以及南海某大幅加薪的“珠玉”在前，其余的企業如果還一味死守以往的標準薪資，遭遇的社會壓力可想而知。只不過，這些“家底”單薄的企業在提薪之后，究竟該如何走出擺脫競爭力相應窄縮的泥沼，值得深思。

　　“中國創造”契機

　　從寬廣的角度而言，這些“家底”單薄、以往靠挖掘工人“剩余價值”的珠三角企業在喪失低成本勞動力競爭優勢后，唯有努力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的路徑，才能贏得一線生機。

　　去年12月下旬，國家主席胡錦濤考察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時，就曾對企業負責人表示，企業只有具有比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胡主席向企業負責人提出了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殷切希望。

　　理論上來說，珠三角加薪潮涌的同時，也帶來了“中國創造”的飛躍契機。

　　那些習慣依賴低勞動力成本的珠三角企業，注定要在產品研發、升級等環節產生相當大的惰性，僅僅寄望于“赤膊上陣”、運用價格戰來摧垮對手的意志。這種發展模式一旦遭遇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驟升等因素就會變得脆弱不堪，這也是“中國制造”的一大軟肋。

　　現如今，珠三角加薪潮涌，勢必要倒逼一部分企業主放棄以往的低勞動力成本運營模式，不得不走“中國創造”的新路。

　　走“中國創造”的新路，意味著：企業不僅要重視自身品牌的知名度、美譽度，更應重視品牌的忠誠度，重構品牌戰略；企業應盡力避免陷入的“蛇吞象”的并購泥沼，重新審視并購戰略；企業應加大自主知識產權的研發力度，要知道，一味“山寨”別人的產品并非企業長存之道，企業隨時有可能遭遇來自被模仿對手的法律襲擊。

　　當然，走“中國創造”的新路，也意味著：政府應努力構建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緩解加薪企業的競爭壓力，就這一點而言，民資“新三十六條”的出臺正當其時；政府還應主動制訂和完善知識產權領域的政策法規，為知識產權各主體提供合理的行為規則。

　　加薪潮引發外企“逃離”？

　　此輪加薪潮之后，中國工人的最低工資已超過了周邊很多國家。因此一些輿論擔心，加薪浪潮如果進一步蔓延，一些外資企業將會把工廠轉移到東南亞和南亞。

　　在越南，從事最簡單工作的勞動者在2008年的最低月工資標準約合人民幣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資比越南稍高，而孟加拉國的最低工資則比越南要低很多。

　　香港工業總會近期對珠三角港商進行的調查顯示，珠三角約8萬家港企中，37.3%正計劃將部分或者全部生產能力遷離珠三角。它們遷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資成本上升，而搬遷的目的地就包括越南和印度等國家。

　　有媒體認為，在加薪潮的影響下，中國必然會出現一定的產業轉移，這些產業將集中在低端、小規模的加工制造業環節。這些要離開的企業本來就屬微利行業，他們當初來中國完全是看中中國的超廉價的勞動力，現在這個行業沒法干了，離開也是市場調節，“它們愛走就走”。

　　另一方面，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投資協會會長張漢亞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與越南等對比意義不大，因為中國與越南等國家的發展階段不同，競爭優勢迥異。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也在近期表示，廉價的勞動力已不是現階段中國吸引外資的第一位優勢，中國對外資最重要的優勢在于中國國內政治環境穩定、經濟不斷高速發展，法治環境也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配套體系發達，工資漲一倍都不會對這些企業有任何影響。”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韓德強說。廈門大學中國經濟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強也認為，工資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導致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發生，“中國將繼續保持世界工廠地位。”

　　毋庸置疑，一線職工普遍工資過低是制約國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坦白言，加薪潮不是來得太早而是來得已太晚。

　　事實上，加薪潮來臨，不可能引發外企恐慌性“逃離”。相反，在新的發展條件下，它將利于國內不同地區結合自身發展階段提升制造業檔次，促進經濟結構尤其是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拉動“中國制造”再上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