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日艱的現實，本報進行了持續的關注和報道，在最高決策層頻繁調研企業的生態之后，探究中國企業新時期的持續發展之道，已經成為最緊迫的課題。

　　從2005年后，中國企業的經營成本就逐年增加，企業已經難以在日益逼仄的利潤空間中騰挪，其中制造業受影響最大，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企業更是雪上加霜，維系其多年運轉的環境迅速枯萎，很多企業不得不考慮轉型，一些企業更是風雨飄零，面臨倒閉的命運。企業的危險境遇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可以預期，中央高層頻密的調研后，相關的“救市”政策會相繼出臺。7月31日，部分紡織品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即發出了積極的信號。

　　然而，此次“企業生存危機”應該蘊含著更豐富的含義。為何一夕之間，中國的企業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創新能力嚴重缺失，利潤來源單一，“建立在沙灘上的工業經濟”的警示似乎成為了并不刺耳的詮釋。

　　風起于青萍之末，長期以來，充滿異質的價格信號扭曲了中國的生產體系，土地、能源、礦產資源以及勞動力、人民幣等價格明顯被低估。落后于世界經濟潮流的生產能力暢行無阻，企業失去了創新的動力，“全套技術引進”、“拿來主義”成為企業界的流行語，中國的產業升級之路前景黯然，幾乎淪為幻象。

　　現實則更為殘酷。根據德國一家機構幾年前的調研，肩負中國出口半壁江山的的紡織機械企業幾乎都沒有類似德國企業的研發中心，甚至在策略上也不認為應該成為技術創新者。“研而優則仕”成為研發人才升遷的常規路徑，能夠擔任企業研發的人往往會因為精通業務而被用作市場開拓，繼而成為管理者。生活在一個依靠低成本的資源價格就可以優哉游哉的時代，大部分企業已經失去了技術創新的動力和能力。

　　新世紀伊始，全球化在迅速使中國融入世界工業體系的同時，也使中國淪為最大的“技術洼地”，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統計，中國99%以上的中小企業從來沒有申請過專利，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核心知識產權。而正是認識到局面的緊迫，“建設創新型國家”才迅速上升為國策，人們憧憬中國盡早完成從“產業大國”到“技術大國”的蛻變，決策層也不停地散發出強烈政策信息，冀望鼓勵企業的技術創新。然而種種壓力并沒有充分釋放為價格信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努力往往和現實南轅北轍，在各色的利益集團影響下，政府不斷通過行政干預維護一個“資源依賴型”的發展環境，市場的力量則常常被政府無情地“屏蔽”。低廉要素價格維持著多數中國外向型企業的生存，而一旦“潮水”退去，企業才發現自己是真正的裸泳者，現今企業普遍面臨的窘迫局面即來源于此。

　　此情此境，我們認為，及時地借鑒此次企業生存危機的教訓，應該重新思考政府在企業創新中的作用。當前，政府必須盡快推行要素市場的價格改革，長痛不如短痛，這是促使企業創新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依托8月1日正式實行的《反壟斷法》，政府則應加快壟斷企業的結構改革，給中小企業提供豐富的生存空間。同時，綜合利用稅收，信貸、匯率等杠桿，促進企業的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通過政府強制采購等手段引導本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發展。

　　危機與契機總是相伴而行。近鄰日本是我們學習的樣板。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期間，為了應對能源價格和物價飛漲的局面，日本投入了巨大的資源用于開發新技術和設備投資，經歷過短暫陣痛，日本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第一次石油危機過后十年，日本一躍成為工業國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典范，而它的汽車業也憑借節能環保成就了世界汽車業的霸主地位，國家競爭力反而上了一個新臺階。中國此時面臨的經濟環境和日本何其相似，日本的成功是中國值得深思的一個范例。

　　英國劍橋大學的彼得·諾蘭教授曾經感慨：“后來居上的工業化國家，不論是19世紀的美國還是20世紀后期的韓國，每個國家都產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產生這樣企業的后來居上者�！逼谕�這不應成為中國21世紀的讖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