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 曉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欲速則不達”。這句話的智慧就是，做任何事情，如操之過急，必致其咎。即便聽起來很好的政策或制度，如果脫離了制度環境，也將失去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一落千丈的罪魁何在？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有兩點最關鍵。一是堅持“發展論”，即一切以發展為原則、為目的。二是堅持“階段論”，即不脫離國情，不脫離現實。這兩條可以說都暗合了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精髓以及“欲速則不達”的傳統智慧，終使中國務實地走在發展的道路上。

　　無論“發展論”還是“階段論”，皆由小平首創并幸運地得以延續。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8%，如此成就小平應居頭功。對比于改革開放以來熱火朝天的發展勢頭，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可以說已跌入冰點——不是冬天，而是嚴冬。從2008年11份以來的經濟數據看，中國經濟的增速已低于5%。而根據在下對沿海一些省份的調查看，許多地方可能已進入零增長。如此“嚴重低迷”(IMF語)的增長帶來的必然是民生的痛苦。2008年，全國估計有超過10萬家企業倒閉、2000萬人下崗、750萬以上的農民工返鄉，另有超過30萬家中小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

　　冬天如此寒冷，原因何在？一般的說法是全球金融海嘯所致。這當然是重要原因。然而，在2007年11.4%的高速增長中，外貿的貢獻只是2.7個百分點。因此，即便外貿的引擎完全失去，中國經濟仍可有8.7%的增長，并不至于兵敗如山倒。所以，相比于金融海嘯的外因，內因其實更重要。在內因中，一般人想到的是宏觀調控政策的延誤。這是目前沒有公開承認但卻為大多數人承認的顯因。早在2007年第四季度，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就已經開始見頂回落，進入冬天，宏觀調控那時本應改弦更張，由緊縮變為擴張，開始送暖氣，但我們的判斷是經濟仍將在夏天里運行，發出的指令是加大送冷風的力度，由此導致經濟崩盤。假設在2008年年中即采取目前的救市政策，也斷不至于令經濟下滑到如此地步。

　　宏觀調控的失誤，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偏離了鄧小平的“發展論”，對物價(包括消費物價和房價)的關注成為第一，甚至超過了對發展的關注，終于陷于迷誤。以上兩個原因，政府也已作出正確回應，沒有誰能永遠正確，知錯就改就是君子。

　　50年后的新版大躍進？

　　除上述兩大原因之外，中國經濟的“驚變”，還與“民生大躍進”有關。這一點，卻不為多數人所察。在此在下冒著得罪人的危險來談一下。

　　所謂“民生大躍進”，是指這幾年，我們在民生方面的某些承諾和做法大大超越了中國的發展階段。2008年實行的《勞動合同法》就是民生大躍進的標志性工程。這個法，從長遠來看肯定是大勢所趨，但在中國的出生至少超前了10年。其所導致的結果是企業的人工負擔急劇上升30%～70%，由此資方傾向于做出激進選擇，就是盡可能減少勞動力的使用，甚至紛紛選擇關門和外遷。許多企業在2008年不僅不再招聘，反而大量裁員。當前，全國農民工的總數是2.32億，而新近國家統計局對四川、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五個勞動力大省進行的快速調查顯示：提前回流的農民工占整個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7%。由此估計有數千萬農民工將失去工作。

　　1958年的生產大躍進帶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而2008版的民生大躍進最終可能帶來數千萬非正常工作崗位的消失。兩者的原因皆在于超越了歷史的發展階段。因此，中國當前不僅需要凱恩斯，也的確需要鄧小平，我們需要兩次回到鄧小平的“發展論”與“階段論”，而政策方向也非常簡單，要不就是明令廢除《勞動合同法》，要不暫緩執行，要不就是打補丁，通過對企業的補貼以換取就業的穩定。期待政府能夠像宏觀轉向那樣，也能夠在這件事上知錯就改。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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