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曉波

　　國強是政府壟斷出來的？

　　政府應不應該有商業利益？這個問題，中國討論了兩千多年。

　　早在漢昭帝時(公元前81年)，大臣們就爭論政府該不該把當時最重要的兩大生產資料——鹽和鐵壟斷專營起來。大家有空可以去讀一下桓寬的《鹽鐵論》。

　　這場關于鹽鐵的爭論，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到唐朝時，朝野爭論的重點是要不要把漕運歸為國營壟斷。到宋明時，爭論要不要把酒米歸為國營壟斷。到晚清時，爭論要不要把鐵路礦產歸為國營壟斷。到民國時，爭論要不要把銀行歸為國營壟斷。到今天，我們在爭論要不要把電信、金融、石油歸為國營壟斷。

　　千百年來，中國經濟的問題，歸根到底可以歸結為三個利益關系的調整：一是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的調整，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的調整，三是富裕公眾與貧窮公眾的利益調整。

　　中國本輪工業革命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在此之前，帝國以老大自居，把每一個來旅游的客人都當成是“朝香客”。而之后，則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東亞病夫”，于是謀求國家強盛成全民共識。晚清洋務運動時，官府與民間的爭論曾非常激烈，結果當然還是管制至上。而在同時，日本明治政府卻支持了一次堅決的民營化運動，明治維新啟蒙者福澤諭吉說：“政府若為了富國，就認為可以做任何事情，與人民從事相同的尋常事業，甚至與人民競爭工商之成敗，其弊極矣。”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則說：明治政府創辦各種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示以實利，以誘人民”，當這些工礦企業在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以及培養技術工人方面完成了歷史使命后，政府就應把這些官營企業售給民間商社。

　　“江中舟船，熙熙攘攘。熙熙為利來，攘攘為利往。”當年，唐太宗與魏征在江畔做如此對話時，不知道有沒有討論到下面這個話題：政府應是那條或寬或窄的河流，還是江中的舟船？如果既是河流又是舟船，利來利往又當如何均衡？

　　尋租理論奠定者之一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中論述說：“在現代國家中，行業創造的特權導致的總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們追溯歷史，會發現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擁有龐大的特權行業。這也是那時進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

　　馬克斯·韋伯嘗言：“對財富的貪欲確實是企業家的最大敵人。”有時覺得，這句話用在政府身上也同樣適當。

　　民富何必依附于國強？

　　今天，中國已儼然成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全球最大債權國，已不可謂不強大。接下來的問題是：國家強大之后，如何實現民眾的同步富足？

　　“國強民富”是一個常常被順口聯在一起的成語。而事實上，國強未必民富。譬如1930年代之德、日、蘇；而民富也未必需要國強，譬如當今之北歐諸邦。未來30年，中國變革的主題應當是：如何從國強進而到民富，如何讓全民都能夠享受到社會進步的福祉。

　　而從國強到民富的演進，仍然寄希望于變革。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寫道：“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來努力政治了。”夫子所言極是，這就是變革的必要性。而下一場變革的難度一點不遜于過往30年。要知道，我們將穿越的是一個彌漫了兩千多年的迷霧，公元前81年的那場爭論迄今仍余音未絕。這將是一場空前、陌生而讓人憧憬的思想解放運動。

　　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的。”這段話現在被銘刻在德國政府大樓門上。這個政府曾經在70年前把愛因斯坦趕出國境，現在，它以他為至高榮耀。

　　(本文作者系藍獅子圖書出版人、財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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