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群體行為理論，我們把影響董事會正常發揮作用的行為表現歸結為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共同信息偏倚(Common information bias)。信息偏倚是由于在信息搜集、整理過程中各種原因的影響而出現的誤差。共同的信息偏倚是指當信息被群體成員共同掌握時，它很容易成為群體討論的焦點。共同信息偏倚會在以下兩種情況下發生。

　　● 其他人不熟悉某個專家董事所擅長的專業。公司治理準則要求審計委員會必須有一名會計或財務管理專家，其他的成員則應該有一定的財務知識。但是對其他成員的能力要求也僅限于“能夠閱讀財務報表”，這種情況容易導致其他成員形成共同信息偏倚，專家的獨特知識可能會被忽略。研究表明，一般意義上，專家在群體討論會上闡述一到兩次他們的觀點，當沒有另一個成員接應該話題時，該信息就會在決策討論過程中丟失。因此，當董事會中在某一個專業領域只有一個專家存在時，即使這個專家很著名，如果沒有人附和他的提議，那么他的提議就會被大家忽略，從而導致共同信息偏倚現象。

　　● 較小的董事會規模。一些公司為了保證決策的高效率，試圖保持一個小規模的董事會。從群體決策的速度上說，小規模的董事會效率較高，這符合社會惰化理論，當團隊規模增加時，個體對團隊的責任感下降，導致群體效率下降。但是小規模的董事會往往會限制充分多的專業人員的參與，使董事會的專業互補性降低，也容易導致共同信息偏倚現象的發生。

　　第二種現象是群體規范(Group norms)。群體規范主要指為了保證目標的實現，每個群體成員都必須嚴格遵守的思想、信念和行為的準則。群體規范因群體存在的正式性和非正式性，以及有無明文規定和監督、處罰,而分為正式的規范和非正式的規范。在董事會中,正式和非正式的群體規范影響著董事會的獨立性和效率。

　　正式的群體規范首先與董事的激勵機制密切相關。很多公司對董事實行股票期權激勵，其目的是促使董事會和股東保持一致利益。但是這種激勵模式實際上也會促使董事會和管理層保持一致利益，因為只有當股票市場認為公司比較成功時期權才有價值。另外，大額的董事股權投入會形成財富效應，他們會避免質疑管理層的錯誤決策，以免引起股票市場的負面反應，從而避免使自己遭受損失。

　　董事長和CEO二職合一也很容易導致群體規范的形成。因為二職合一會增加權力的集中程度,當董事會規模同時也很小時,董事就會屈從于群體壓力而不愿意提出相反的意見。但是,從董事會決議的表決方式來看,如果要想對管理層的錯誤決策進行糾正,必須有多數的董事仔細審視管理層的決策并且達成一致的意見,當權力向管理層傾斜時,群體規范會阻礙董事的正常思維,等到所有成員達成共識,對公司的危害恐怕就早已經產生了。

　　第三種現象是群體思維(Groupthink)。Janis提出的群體思維模型指出，導致群體思維發生的是一系列前提條件。當這些前提條件的全部或是部分出現時,群體就會表現出過分尋求一致的傾向。具有群體思維表現的群體,在決策過程中容易產生失誤。對于一個長時期保持成功的公司來說，很容易形成群體思維。成功的經驗會阻礙董事和管理層考慮到新的風險或者試圖去變革。這種群體思維也會限制董事會的獨立性和專業特長的發揮。

　　為了確保董事會的真正獨立性和功能的良好發揮，必須從董事會的內部運作機制上進行規范。首先是董事會應該具備一定的專家儲備。尤其是在戰略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等重要領域擴大專家董事的規模。龐大的董事會雖然會降低決策效率，但是可以避免群體行為，保持董事會的獨立性和專業互補性。專家儲備的做法類似于風險管理中的備用系統，雖然平時占用成本，但是關鍵的時候可以化解風險。

　　其次，對董事的激勵機制不要太多地和業績掛鉤。因為在法律上董事會實行個人問責制，這種制度對董事可以起到有效的約束作用，所以就沒有必要從薪酬上再設立約束。

　　第三，建立開放的董事會文化，消除不良的群體規范或者群體的信息偏倚。董事會應該采取一些有利于公開討論的行為，比如:明確鼓勵不同意見和批評;董事長盡量避免在會議上闡述個人偏好;鼓勵每個董事成員對董事會的規則和議事程序進行討論;邀請外部專家參與董事會會議，鼓勵他們質疑董事會的一致性意見;任命一名董事會成員專門對董事會討論的議題提出反對意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