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審視，可以發現他們集體的弱點及面貌。

　　吳曉波

　　我對百年中國公司史的關注，最初是被萬科的王石勾起來的。2004年的深秋，王石來杭州，約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閑談，他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么，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很快，這一疑問從另外一個地方浮起。也就在與王石閑談的同時，我已經開始了《激蕩三十年》的寫作，在眾多商業史料及企業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對狼文化的癡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氣質，還是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 在過去的十來年里，最頻繁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體是清末胡雪巖、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實在很難從這些商人事跡中尋找到現代企業家精神的基因，它們更多是傳統農業社會及官商文明的產物。那么，中國企業家的生命基因到底應該從哪里開始追源？

　　后世史家常常喟嘆，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歐洲列強的侵辱，不過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觀察，就在曾國藩等人發動洋務運動的同時，后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兩個國家——美國與日本——也剛剛開始它們的現代化之旅。美國在1861年結束了南北內戰，在當時，美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總數的3%，全美超過8000人的城市為141個，鋼鐵產量還不足100 萬噸。1865年，后來成為美國第一個首富的、30歲的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與人合伙創辦了卡內基科爾曼聯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向清朝廷遞交《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提出購買機器、投資建鐵廠。1871年， J.P.摩根與人合伙創辦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從事投資與信貸等銀行業務，而當時在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巖的阜康錢莊正處巔峰，其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胡氏家財2000萬余兩，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那么，百年之后，為什么摩根仍在華爾街，而“紅頂商人”已成江南舊事？

　　與日本相比，我們的感慨將更深一層。幾乎就在曾國藩發動洋務運動時，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國也正發生驚天動地的事情。一個叫西鄉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從此拉開明治維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條鐵路、第一家現代銀行、第一家紡織工廠的出現，都與中國十分接近。那么，為什么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比美國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國公司的衍變，最讓人唏噓的是，它的演化進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體的輪替所打斷，根據我的計算，幾乎每隔30年左右就會爆發一次革命性的顛覆。過去，中國企業家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也顯得十分的曖昧。根據黃仁宇的看法，“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費正清則在他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經濟，至少在1911-1949之間，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臺詞——聽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

　　也許從三十年來看，我們取得了無人可比的商業奇跡，不過，如果把歷史的寬度拉開，我們的驕傲會削弱一點，而不安和憂慮則會加重。王石在數年前的那道追問，會不會成為一場商業反思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