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爾行

　　為什么古井貢酒的王效金、貴州茅臺的喬洪先后落馬，而張裕、水井坊等酒類公司的管理層卻能幸運地完成MBO？為什么柳傳志將楊元慶推到聯想集團董事長后，今年又將郭為推到神州數碼董事長的位置？為什么像寶鋼、中鋁這樣的中央企業能大肆擴張，而很多民營企業卻在萎縮？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汗牛充棟的企業成敗類書籍中，都有不同的剖析與解答。但以公司治理這樣的獨特視角來解釋的，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迄今為止僅有楊云高的新著《公司政治局——一部中國公司治理的微型斷代史》。

　　這本書選擇2004-2007年發生的公司案例，來展現中國公司自身的變革與轉型。該書作者認為，在中國企業改革的近30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80年代的關鍵詞是放權讓利、廠長經理負責制，1990年代是產權改革，其間伴有“三改一加強”，進入21世紀的頭10年，公司治理不可避免地成為關鍵詞。如果沒有放權讓利，就很難有后續的產權改革；如果沒有產權改革產生了多元化股東，就很難有后來的公司治理。這就是中國企業改革的進化邏輯。

　　其實，中國企業的改革有很多邏輯，這正是社會經濟學科中豐富性、復雜性同時也是精彩性的所在。正如上文提問的，為什么像寶鋼、中鋁這樣的中央企業能大肆擴張，而很多民營企業卻在萎縮？從產業的邏輯角度看，集中度提高是個大趨勢，在此趨勢下讓相對弱小的民營企業來整合同業中的大型國企，顯然于理不通。

　　但該書提出另一種邏輯可能，即企業離政治權力中心的遠近。作者在書中認為，國有、民營、外資的力量對比，成為解讀中國短暫公司史的視角與工具，而大型國企離政治權力最近，因而在整個中國公司群體中，它們無疑是處于一個金字塔式的上部，離政治權力越近者，所獲得的資源越多，且被外延式地賦予更強的整合能力。央企中鋁、寶鋼如此，民企太平洋建設集團亦如此：太平洋與廟堂之近的喧器與落寞，與政治權力的近與遠高度契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而同為家族企業的福耀，卻做著處江湖之遠的純粹商業，最終得到國外投行的青睞。作者將兩個企業放在一個章節里進行對比，確有一番良苦用心。

　　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生存于政治的真空里，跨國公司如此，中國的本土公司尤甚。但顯然，這與古典經濟學的愿望背道而馳。所以，一個企業如何與政治權力保持一定距離，這種尺度的把握最能體現企業家的高超智慧和藝術。在這方面，萬科的王石是很成功的，同時聯想系、中聯重科等院系公司也干得非常漂亮。首先，這些公司都是精英治企；其次，它們都能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最為關鍵的，它們都是國有控股的民營化機制，在政治與商業之間尋找一個動態的、最佳的結合點。所以該書作者認為，一定程度上，院系公司的治理經驗具有普世價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書中對公司治理的解釋，既沿用傳統的書本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同時也進一步泛化為公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的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不是同一個范疇，后者旨在提高效率、提高投入產出，前者則是設計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讓公司管理層為股東創造最大化的利益回報，它實際上是公司體系中的“上層建筑”，某種程度上還可歸入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的“機制設計”。更多地談及公司的政治經濟學，這可能正是作者將書名定為《公司政治局》的原因。

　　(《公司政治局——一部中國公司治理的微型斷代史》，著者楊云高，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第1次印刷，定價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