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回放]

　　郵政法草案歷時8年九易其稿

　　雖然民營企業的游說不如跨國企業那樣直接和擅長走高層路線，但民營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新生力量，其利益訴求主要體現在人大立法和政策制定上，俗話說“立法是最高層次的維權”。民營企業的游說需求和動力并不亞于跨國企業。

　　在近幾年陸續發生的郵政與民營快遞公司的爭議，以及房地產商對于清繳土地增值稅中的商業游說，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民企對于國家政策的利益訴求。

　　一份最新發布的統計報告稱，我國的快遞企業的數量已經超過2萬家，其中多數為本土企業。快遞市場將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08年年底將達到74億美元。在這樣龐大的市場面前，國有、民營、外資快遞之間的博弈正越來越激烈。

　　郵政與民營快遞公司的爭議已持續多年，圍繞《郵政法》修改版本的變化，雙方的爭議始終沒有平息。

　　2003年11月，經過近兩年的醞釀，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國家郵政總局起草的《郵政法(草案)》第五稿出爐。第五修改稿中規定“500克以下信件寄送由郵政專營”，并對民營快遞公司注冊資金做出限定：市級注冊資金100萬元以上、省級500萬元以上、跨省經營1000萬元以上。消息一公布，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議。11月21日，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企業協會等3家協會聯名上書全國人大，明確表示對修改稿的強烈爭議。郵政“變法”中各方博弈力量正式登場�！多]政法(草案)》第六稿、第七稿相繼出爐。尤其在第七稿中，快遞公司遭遇了“生存”問題，300多萬快遞從業人員有可能一夜之間變成“非法從業人員”。因為民營公司快遞350克以下信件的業務將被法律所禁止。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數十家快遞企業聯合起來,就草案中專營權、普遍服務基金、快遞企業的門檻限制、內資國民待遇不一致等情況先后向國務院法制辦、全國人大財經委、商務部等相關部門進行游說。

　　經過多方努力，在《郵政法》第八次修改稿中，雖然將信件重量從500克以下由郵政專營改為“150克以下信件寄送由郵政專營”。但本質上并沒有變，因為目前快遞的業務多以商業信函為主，而這些信函大多就三五十克重。150克的門檻，對民營快遞公司而言，仍然足以使其瀕臨破產。

　　2007年6月13日，國務院法制辦、信息產業部和國家郵政局在北京召開郵政法修訂工作企業座談會，并拿出第九次修改稿，其中有關郵政專營的條款空缺，理由是因各方面的爭議很大，這部分內容“待研究”。

　　今年1月29日，新的國家郵政局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同時掛牌成立。這意味著，郵政系統真正實現了醞釀多年的政企分開——新的國家郵政局以監管機構身份出現，繼續行使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而企業職能則全部撥予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新的公司業務主要包括普遍服務業務、競爭性業務(包括快遞和物流業務)和郵政儲蓄業務。在這種情況下，未能塵埃落定的郵政法修訂就格外引人關注。

　　點評：

　　與反壟斷法孕育13年方才出臺一樣，歷時8年、九易其稿，郵政法修改稿至今仍然“千呼萬喚不出來”。有關專家認為，郵政專營權、新的普遍服務機制規范和建立以及市場監管三個核心問題，困擾著郵政法的修改。

　　在原有體制下，國有郵政部門集政府郵政管理與立法執法、提供郵政公共服務、從事快遞物流等商業化經營等多種功能于一身，既做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因而在服務質量與競爭的公平性方面屢遭質疑。

　　業內人士呼吁：立法應該聽聽民營快遞企業的意見，讓民營快遞企業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表示，郵政部門參與修訂郵政法可能會使郵政部門利益擴大化。為了公平公正公開，應該轉變立法思想，建議多方立法或第三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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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商游說影響宏觀調控

　　從2005年的“國八條”到2006年的“國六條”細則出臺，2007年的土地增值稅清算，乃至一再提高的房貸利率……在一聲緊似一聲的宏觀調控聲中，中國房地產一路狂奔的姿態，不僅構成了對宏觀調控的一種公然嘲笑，也急劇提升了中國金融系統的整體風險。而后者則是中央政府最大隱憂�！皣�六條”細則中規定的兩條硬指標捅了房地產開發商的心窩，尤其是“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所占比重，必須達到開發建設總面積的70%以上”這條，開發商的反應最為強烈。據悉，各省市開發商與各方面的意見已由建設部房地產司匯總。

　　另據媒體報道，原定于今年2月1日起清繳的土地增值稅工作并沒有實質性進展，原因在于：不少地方的開發商通過各種途徑來游說地方政府緩行，力阻土地增值稅清算的推行，有地產商深信“非常有把握爭取到對我們有利的政策”。

　　一些開發商揚言，“如果真正嚴格清算的話，大部分開發商都會倒閉”。開發商對土地增值稅清算的恐懼和憎惡實屬有情可原。土地增值稅作用的稅基大體上等于稅前利潤，具體稅率為：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的普通標準住宅，免征土地增值稅。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50%的部分，稅率為30%；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50%、未超過100%的部分，稅率為40%；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100%、未超過200%的部分，稅率為50%；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0%的部分，稅率為60%。因為增值稅是對增值部分征稅,所以純屬無稽之談。

　　土地增值稅的引入與企業所得稅一起構成針對房地產業的“累進所得稅制度”。這種稅收制度有幾大好處。第一，土地增值稅將加大開發商囤積土地和住房的成本，促使開發商加快開發和商品房銷售進度，增加市場供應量，有利于促使房價理性回歸。第二，加大開發商哄抬房價的成本。開發商如果哄抬房價，有可能把自己抬到更高一級稅率面前，使哄抬房價的相當一部分“成果”被以稅收的形式“沒收”。第三，與其他稅種相比，土地增值稅向消費者身上轉嫁的難度較大，轉嫁面臨的制約因素較多。比如，開發商向消費者轉嫁成本必走哄抬房價這一關，但這有可能讓其因適用更高一級的稅率而付出代價。第四，有利于鼓勵普通住宅供應，解決住房結構性供應不足的問題。

　　嚴格執行土地增值稅將對地方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因此，目前各地互相觀望，遲遲難行。游說能夠成功，一定是契合了地方政府或者某個部門的觀點與利益，而地方政府接受的理由是為地方財政創收，提供公共物品。那么，這些游說的商人群體究竟是一方利益的代表還是貪婪成性的市場秩序敗壞者？如果我們認可，政府通過為企業服務創造稅收間接地為公眾利益服務，而企業通過創造就業與產品為社會服務，兩者便能找到接軌點。新華社曾發表評論員文章，直指一些地方政府推波助瀾，官商一體造成房地產市場越來越大的泡沫，并與中央對于房地產宏觀調控對抗，其根源在于錯誤政績觀、利益觀作祟。

　　點評:

　　房地產商作為近年來迅速成長起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團體，他們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渠道是暢通而便捷的，在每次與房地產相關的政策出臺時，人們都不難看到開發商活躍的身影。事實上，他們過去就曾經成功地阻撓個別對其不利的政策出臺。因此，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賀鏗指出：“若不解決房地產市場中的官商勾結，所有的宏觀調控都收效甚微�！�

　　正如每日經濟評論員葉檀所說：“游說不是原罪，以經濟能力與權力進行私下交易、進而損害社會的整體福利才是有罪的�！�

　　土地增值稅清算既然已經開始，它就不應該被人視為兒戲，不能受阻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團，否則，損害的不僅僅是我國的稅收制度，還有法律的尊嚴和公權力的公信力。

　　徐素琴學者林景新認為，一個成功的企業至少必須兼備兩種能力，一種是把企業內部運營好的能力，另一種是政府公關能力。企業最佳的游說渠道就是影響法律、法規的制定，為此，很多成功的民營企業家紛紛加入全國青聯、全國政協、全國人大等機構,希望參與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民營企業除了通過行業協會之外，一些強大的地方商會(如溫州等)也逐漸成為了游說活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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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雷并購徐工　外資介入改制

　　2006年下半年，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集團旗下徐工機械85%的股權一事，成為國內財經熱門話題。因為它具備了所有熱門話題的必備要素：黑幕交易，國有資產賤賣，威脅國家產業安全等等。

　　2003年春，徐州市有關部門向海內外發出對徐工集團進行改制的信息，當年秋30多家國內外企業和基金機構，向徐州市有關部門和徐工集團提交了《收購項目建議書》。2004年6月，經過第一輪競標，徐州方面確定7家潛在投資者。2004年9月，經過第二輪競標，徐州方面從中選出美國國際投資集團、摩根大通亞洲投資基金、凱雷亞洲投資公司3家為候選投資者，這3家皆為財務投資者。

　　2004年10月，徐州方面進行了第三輪競標，其標的為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徐工機械)85%的股權。最終，凱雷報價3.75億美元競得。凱雷3.75億美元的組成是，其中2.55億美元收購徐工機械82.11%股權，0.6億美元以增資方式獲得徐工機械2.89%股權，在徐工機械2006年業績達到一個設定值后，凱雷再將0.6億美元注入徐工機械。即使這1.2億美元的增資部分全部被注入即將被凱雷控制的徐工機械，徐工集團也僅僅獲得0.18億美元的股權溢價。

　　此后，交易雙方便等待有關審批的最后一個環節——商務部的批復。

　　有消息人士透露，凱雷實質出價比摩根大通低1億多美元�！皠P雷的方案使得徐工少賣近10億元人民幣”。當時，中國國內對外國公司可能正在逐步掌控重要國有資產的擔憂已不斷升溫，一些人擔心類似徐工機械這樣的企業可能遭遇“賤賣”。最終引發一場席卷中國的大討論，其中結果甚至扭轉了中國傳統對待外資的態度。

　　方案一變再變，審批遲遲未果。

　　在雙方最初于2005年10月份簽署的協議中，凱雷投資同意以3.75億美元收購徐工機械85%的股權，從而成為后者的控股股東；但到2006年10月份，凱雷投資發現這一收購交易似乎已不大可能獲得政府批準，便提議以大約2.3億美元收購徐工機械僅50%的股權。直到2007年3月，凱雷投資將以人民幣12.2億元從徐工機械母公司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XuzhouCon鄄structionMachineryGroupCo.)手中收購徐工機械35.6%的股權；同時，凱雷投資還將另外支付人民幣5.842億元認購徐工機械增發的相當于其股本9.4%的新股，從而湊足45%。從控股85%到參股45%，凱雷終于完成了對徐工集團的并購。

　　其間美國高層為凱雷集團的游說起了關鍵性作用。在商務部會審的關鍵時刻,凱雷集團請出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來進行政府公關；在商務部的層面上,凱雷也請出美國商務部副部長雷文凱,在其訪華之際,拜會中國商務部的負責人,再次為凱雷說情。

　　點評：

　　凱雷并購徐工案以凱雷支付18億元人民幣收購徐工45%的股份畫上句號，這個并購案以其特殊意義，將名留當代中國經濟史，畢竟從此以后，我們對待外資的態度將從盲目轉變為理性。

　　對于熟諳游說規則的跨國公司來說,它們的游說活動有著非常明顯的特色。他們善于動用高層關系,利用本國政府高官或者本企業領袖來訪之際,以高層對話的形式發出企業的聲音。另外，他們常利用國內某些地方政府重視外資的心理，取得政策上的傾斜。

　　有關人士呼吁，要喚起全民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意識，徐工是裝備制造業，即國家戰略性產業，美國尚且對于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公司心存防范，為何中國對美國的資金就不能防“腐蝕”？要深刻理解《《國務院關于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的意義，防止發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讓政策空轉。審視徐工收購案的交易過程，讓大家明確國有資產產權交易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防止產權交易危機國家經濟和產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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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卓輝上下游說　保護私產終得立憲

　　鄭卓輝今年52歲，是深圳市勁力集團董事長。他以做土方工程起家，如今已成長為涉足房地產業，擁有3家分公司和26間汽配零部件銷售連鎖店的老板。

　　1998年全國人大召開前，當選為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鄭卓輝寫好了關于保護私有財產的議案草稿。根據規定，這需要有30名代表附議，議案才能生效。因此來到北京后，鄭卓輝開始游說，爭取代表簽名。當年的深圳市委副書記莊禮洋，是第一個在鄭卓輝的議案上簽名的人。不過，事情進行得并不順利。鄭卓輝原以為最牢靠的同盟軍——廣東省人大代表團中另7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只有1位簽了名，其余6人均以各種理由拒絕了。但是鄭卓輝并沒因此而動搖，繼續他的立憲游說。1998年3月10日，鄭卓輝把這份附有49名廣東代表簽名的議案交到了人大議案組。那年年底，鄭卓輝在深圳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一封回復，回復稱：將予以認真研究討論。

　　2002年的一項調查表明，有93%的城市居民希望通過修憲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通過修憲和立法保護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成為順應民心民意的事情。當年，修憲提上議事日程。

　　2007年3月，修憲，“私產”、“人權”雙雙入憲的消息傳來，鄭卓輝頗為激動地說：“原以為要10年才能達到的愿望，沒想到5年就實現了。”而用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的話來說，是順理成章。其實這背后，積累了10多億中國人的渴望。

　　點評：

　　《物權法》是民營企業游說活動的頂峰。深圳勁力集團董事長鄭卓輝對“私產入憲”的游說可謂取得了十足的成功。而河北一位企業家的觀點具有普遍性:民營企業希望能和政府多溝通,可是缺乏合適的渠道。很多地方政府不一定有足夠的責任心和膽識去落實民營企業的訴求,因此，往往會選擇向上一級政府反映。在此種情況下,民營企業就明顯覺得使不上力,往往也就無功而返。在1993年“兩會”期間,上市公司用友軟件董事長王文京等30多名人大代表聯名提交了建議修改《公司法》的議案,此后用友軟件草擬了一部完整的《公司法》草案,上交給了全國人大。用友認為,現行《公司法》還有很多計劃經濟的痕跡,用友自己組織專家,草擬了修改方案。此外TCL總裁李東生、杭州百大董事長董偉平,也曾以多種方式呼吁對《公司法》進行修改。

　　企業最佳的游說渠道就是影響法律、法規的制定,為此,很多成功的民營企業家紛紛加入全國青聯、全國政協、全國人大等機構,希望參與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民營企業除了通過行業協會之外,一些強大的地方商會(如溫州等)也逐漸成為了游說活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