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愚

　　作者簡介：東方愚，本刊特約財經評論員

　　傳承下來的美國企業或企業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點說就是貪婪、逐利。在他們看來，自利意味著個人自由，意味著為了個人夢想可以任意揮灑，政府、教會等無權加以干預。

　　這種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實用主義、獻身精神、人文情懷等后來被我們頂禮膜拜的美國品質。亨利·福特說：“我尋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這個志趣相宜的環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中國企業則從一開始就被貼上了各種標簽。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立的企業，其使命是帶動大家“共同富裕”，企業家不過是“大家信任而能力較強的好伙伴”而已。但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利潤的增加，企業家心中自然而然會有一把度量衡，權衡失與得是否對等。

　　企業精神的變遷，其實是外在政經語境潛移默化改變前提下企業家心理的變遷。這里有必要提到一家中國企業——娃哈哈。掌門人宗慶后在2007年3月，上演了一出撲朔迷離的“商業秀”，先是在兩會上拋出“限外”的議案，而后自爆“達能低價強購娃哈哈”，并煽動民族感情以“驅除韃虜”。人們頗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稱臣，為何當初白紙黑字簽下合約呢？

　　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補償的問題。娃哈哈發展到現在年營收170億元的規模，包括宗慶后自己在內，都認為這與他的治理和運營策略得體有關。現在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兒尚且稚嫩，政府又在娃哈哈參股。錯綜復雜的情形下，宗慶后策劃了一場戲，要么借力將達能擠到弱勢角落，要么直接套現走人。

　　這顯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與最基本的游戲規則相悖，但對宗慶后們來講，卻是一箭雙雕之策。不過這一事件也警示我們，企業如果一開始不以牟取私利為主要或唯一目標，而是被人為扣上各種顏色的大帽子，將來走上正規、發展壯大后必然面臨一個資本和利益補償、贖回問題。這便是中美企業精神最大的不同。

　　從這一意義上講，動輒就要讓中國企業和企業家講社會效應、慈善的呼吁顯然有些“大躍進”思維了，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民營企業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夠徹底，企業家被提前賦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不想做到、其實也沒有義務做到的一些使命，反而使自己的腰包遲遲鼓不起來。

　　這便是“原罪”發生的某種必然“機緣”，也是許多企業最后轟然倒塌甚至曇花一現的伏筆。

　　中國現在的經濟轉軌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評判標準是一直在變的。這無疑是中國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最為頭疼的一件事。

　　所以企業必須學會乖巧，或者說是忍耐。美國的個人主義，企業主很獨立，很率性，不受束縛。但是如果他們有一天命運多舛，他們的忍耐力同樣持久而且堅毅。

　　我們固然艷羨并推崇那些胸懷天下、兼顧社會利益、人格卓越的企業家，但就整個歷史長河來看，中國企業遠沒到群體性卓越的階段。王石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從多大程度上轉化成了企業發展的動力和利潤源，也是無法量度的。相反，更多企業似乎都在掙扎，利益多元與利益重新分配規則缺失下的掙扎。

　　所以說，中美企業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企業要向美國企業家借鑒的，首先就是忍耐的品質，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精神重構，目的是為了牟取更大的

　　以退為進是手段而非目的，它注重的其實是企業、政府及社會一種不即不離良性關系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講，宗慶后想借行政力量擠兌達能的作法，是一種扭曲且不健康的商業伎倆，過猶不及，注定為世人所不齒。遺憾的是，行政力量悄然“應聲”而動支持娃哈哈，這同樣是一股不和諧的暗流。

　　中國企業精神的重構，其實也是中國社會潛規則的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