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耀晨

　　當我們在全球商業背景下審視新晉商這個概念的時候，有幾個參照系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第一個參照系是美國持續200多年的商業實踐。

　　第二個參照系是猶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業流浪史，尤其是猶太種族在納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絕滅危機中的商業奮斗。

　　第三個參照系是日本、韓國商人在全球的勃興和濫觴。

　　第四個參照系是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在中國大陸的商業割據以及在國際空間的商業突擊。　　

　　當我們在這幾個參照系的燭照下審視和考察“新晉商”的現實意義以及它的種種可能性的時候，首先可以摒棄幾個誤會：

　　其一、新晉商應該是參與全球商戰，在全球商業空間里發揮集體智慧、創造商業奇跡的山西商人，而不是僅限于在山西土創業和發展的山西商人，因為今天的山西盡管社會經濟的發展規模較之很多地區明顯滯后，但它實際上已經成為全球市場和商業競爭的一部分。

　　其二、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稱之為“新晉商”，正如猶太人在全球各地經商，我們稱之為“猶太商人”一樣。

　　其三、“老晉商”未必就是舊的、“新晉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晉商應該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劃時代”的概念。因為，即便在純商業層面上作為，依舊沒有資格跟“老晉商”相提并論。

　　清除了以上誤會，我們需要搞清楚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新晉商代表的是一種商業勢力呢，還是一種人生信念？也就是說，解決一個基本的問題，如果新晉商是一雙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腳，應該是怎樣的兩只腳，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　

　　現在，我們需要從幾個參照系哪里尋找可靠的啟示。

　　提起美國的憲政歷史和200年來持續繁榮的商業奇跡，無論理論界學者還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亞當-斯密的貢獻。他的《國富論》不僅明確了國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論依據，也界定了個人財富、個人創富對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因此，《國富論》被尊為美國200多年憲政和經濟成功的第一塊奠基石。

　　然而，國內的商業人士和學者們在研究美國這個參照系的時候，至少在根本的性的問題上對亞當-斯密的貢獻以及他本人的價值觀的認識是不夠全面的。

　　亞當-斯密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寫了《國富論》，《國富論》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論》也是同樣重要的。

　　簡單點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理論上解決了一個國家和他的每個公民如何賺錢的問題，而《道德情操論》解決了一個國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錢的問題。

　　如果一個商人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他可以理直氣壯，合理合法地創造財富，把從事商業奮斗當作自己一生的事業和榮耀；

　　如果這個商人正好也讀了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他就會對社會和諧，對財富的終極價值有全新的認識，繼宗教價值的號召之后，從事推動社會和諧的公益事業，就會成為他的理論動力。

　　這樣的商人，既有勇氣和智慧去賺錢，也有理性和責任感，抱著感恩的心里去回報社會，而不是把公益事業當作為自己的企業和個人賺取更多商業資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個優秀的亞當-斯密的信仰者不會把夸富斗狠當作自己的榮耀，而這正好是老晉商最終走向覆滅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來看猶太人，猶太人在上個世紀納粹猖獗的時期，其群體命運和個人空間被壓縮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猶太人在內，大家都認為下一個被清除的可能輪不到自己，這種僥幸心理，導致猶太種族以及全人類蒙受了可怕的災難。在那個充滿悲劇的歷史階段，最終覺醒的猶太商人們被迫把個人及種族的生存擺在第一位，很多猶太商人為了最后的救贖貢獻了自己的個人智慧和財富。此后，這種恐怖的洗禮導致的人生覺悟成為猶太商人此繼續稱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資源。

　　和猶太人面臨的種族災難相比，歷史上的晉商們沒有面臨對過如此殘酷的災難，即便跟異族統治者的關系中，他們的也是相對處于被保護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歷史中山西晉商有無數的個人曾經犧牲在漫長的商路上，這個數量沒有精確的統計，但是考察中國的歷史，其總體數量不會少于猶太人的死亡數據。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尋找財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納粹的直接殘殺。還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時期對于歷代統治者都有過巨額的“捐助”，有時因為當局囊中羞澀，有時由于國破家亡的危險。

　　無論一個商人，還是一個商人的群體，在他們的商業和人生之路上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災難，有的是商業領域的殘酷競爭，但是猶太商人能夠屢次挫折，屢次崛起，山西的老晉商曾有著500多年持續的商業實踐，最終一蹶不振，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晉商們反思嗎？　

　　第三個參照系，韓國商人和日本商人再戰后的勃興以及他們如今在全球商業領域的濫觴，對今天的“新晉商”們也有可資借鑒的啟示。

　　眾所周知，日本和韓國都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地區，日本韓國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仁義”等重要價值觀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同時，并沒有封閉自我，而是以開放的心態，以走出去的勇氣，以不斷創新的精神磨礪自己，最終不僅實現了亞當-斯密《國富論》開辟的商業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指向的個人規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韓國商人在上世紀以來的成功之路是老晉商們所沒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晉商們需要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的。　　

　　最后，我們看看新晉商在國內的對手們，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這些群體。在上世紀中后期以來，浙商、粵商、魯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緣優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現在，這幾大區域的商人群體祭出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的旗號，在國內形成幾大勢力，在國際上謀求新的突破，他們不僅有已經創造出來的經濟勢力，也有歷史上他們的先輩們積累的文化資本。

　　和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比較，新晉商們除了在文化資本——老晉商遺存的歷史輝煌和商業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則沒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晉商需要開放自己的心態，跳出這個怪圈，因為無論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還是新晉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還不能作為一個長期成功的樣板來參考。同時，山西是國際市場的一部分，浙江、廣東、山東、安徽乃至中國的每個地方，又何嘗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還是新晉商的提出僅僅停留在地緣商業勢力和地方群體力量的號召，是沒有意義的。商業不相信故鄉，在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綜上所屬，如果新晉商，是一個特大號的鞋子，那么新晉商群體必須擁有一雙勇于走向市場，敢于浪跡天涯的熱血男兒的大腳丫，他們的腳步應該走出山西，行進在國際競爭的道路上。在沒有盟友的時候，他們能夠像歷史上的祖先一樣以空前的韌性進行個人奮斗，在機緣到來的時候，則無論是新晉商、新浙商還是猶太人、日本人、韓國人、美國人，只要符合商業利益，都可以作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晉商群體還是“穿新鞋、走老路”，總是在一個封閉的心理空間中打滾，則談不到什么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