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使晉幫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輝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窮之路，最終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將其徹底沖垮擊敗，直入衰敗的深淵，而在華夏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的？

　　中國社會步入近代以來，其社會的發展變化用社會史學家陳旭麓先生的話說，是“和中國古代那種靜態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中國近代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和西方從中世紀到近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實現社會變革也不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的”。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是必須與那個將世界所有古老國家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的西方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接觸、來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獲得新生、重新發展的。在這方面我們的先輩山西商人恰恰沒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尋求新的發展機遇、開拓新的經營領域，而是囿于傳統，固守舊的傳統行業，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發展機會。

　　19世紀中后期，山西商人沒有大規模投資于新式產業，是它的第一個禁錮失誤之處 。

　　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中國同西方的經濟、貿易往來的逐漸增多，古代中國傳統的商業和產業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并逐漸形成了一種中國的經濟發展同西方經濟發展相銜接的趨勢。在這種經濟發展過程中，19世紀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礦企業。興辦這些企業的有中外兩類資本來源。據統計，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國各通商口岸陸續興辦了100家近代工廠，擁有產業工人34000人，資本1972萬元。中方的資金投入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部分。國家資本主要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為止，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派為主興辦的大小50余家近代軍用、民用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業，資本總額2263萬元，占1895年整個工礦企業(包括外國在華企業)總資本的45.22%，生產工人總數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礦企業工人總數的37.33至41.62%。私人資本即民族資本，據估算，至1899年為止所辦近代工礦企業180家，原始資本總額約計銀470萬兩，其中近代工業約300萬兩，近代礦業約170萬兩，工人總數約3萬。據孫毓堂先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1166～1172頁)的數據估算，買辦及買辦商人，占早期民族資本近代工礦企業主創辦人的35.8%，是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來源。

　　那么，買辦這個階層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據有關專家的估算統計，從1840到1894年買辦收入共約4.9億兩白銀。

　　到甲午戰爭以前，買辦50多年的收入總額，差不多相當于19世紀4O到6O年代間清政府10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的總和。

　　從孫毓棠先生編著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資本的投資人數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華僑商人，可見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來源也是多元的。現在要問的是，作為舊式商人的山西票號是否具備近代產業投資的條件和實力。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長澤村榮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調查，統計共有票在33家，資本總額約為4000萬兩，但他只舉出30家的名字，而且資本合計只有1070萬兩。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經營資本，而票號資本家(指財東)的全部家產(固定資產)以太谷曹家、祁縣喬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幾百萬兩至上千萬兩之間，以保守數字500萬兩計算，30家至少在1.5億兩白銀左右。這樣一筆龐大的資產，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產業中呢？依筆者日前收集到的資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祁縣票商財東渠本翹才以5000兩白銀將官辦的晉升火柴公司盤過來，注入資金，更名為雙福火柴公司，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翹、劉篤敬才從英國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礦權，創建成了規模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晉礦務公司。此時已落后于那些閩粵、浙滬出身于買辦而后轉化為民族資本家的先行者們30～40年矣。在整個19世紀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將祖先幾代人積累下的財富除用于創辦票號業，為封建朝廷、權貴服務外，富商巨賈們都將大量金錢揮霍浪費掉了，家家過著帝王船的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而竟沒有一家投資于近代企業。到了20世紀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創立保晉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權的驚人之舉，而此時洋人與我已是雞犬之聲相聞，僅拒之于娘子關外，絕說不上是匯入近代史主流的曠世之功，至多是小國寡民閉關自衛的淺薄見識而已。我們仔細考察一下近代資本主義各國的興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時的歷史現象，就會發現：凡是不經工業發展為基礎的商業繁榮，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為過眼煙云。故此，在19世紀后半期沒有大規模地投資于新式產業是山西商人的第一個禁錮失誤之處。

　　19世紀末，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幫的第二個禁錮失誤之處 。

　　1842年上海開埠以來，逐漸成為“泰西通商互市之區，日與西人酬酢”之地。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著一浪拍擊著太平洋西岸這個葦獲蕭蕭、漁歌晚唱、荒涼偏僻的濱海小縣，進而發展為萬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國際性大都市。西方各國爭相把自己的發展成果拿到這里來展示、炫耀，長開不息的“萬國博覽會”無疑為上海提供了各種近代化發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塊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飛地，盡管它只是一個袖珍型的西方社會模本，但對于古老的中國來說，卻無疑代表著一個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國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僅是工業生產、經濟貿易、金融信貸，乃至市政管理、社會生活、精神文化的各個領域，上海居民沒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戰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其結果，就如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國“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封建宗法制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躍遷”。

　　開埠以后，上海人一開始就敢于沖破語言障礙，直接與洋人頻繁地接觸、交往，進行經濟貿易和文化的交流。上海人在這方面積極的、外向的、進取的心態，促進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長，也促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的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學習外國的長技、西學之時，山西商幫票號的那些字號諸執事，“泄汝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長，皆似隔靴搔癢，于己無關”。一些諸如蔚泰厚票號北京分號經理李宏齡之類的有識之士面對總號財東、經理們與時事相背的決策，給晉商發展帶來的損失，多次建議總號財東、總經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視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國知識，中外市場形勢，進而說：“各國各君且有至各國游歷者，所以日進富強。現在銀行林立，互相爭勝，若不細心講求，何以自主？”在這種形勢下，李宏齡更進一步認為：票號要立于不敗之地，要使晉商在金融市場上的權益不致喪失殆盡，全體票號必須聯合起來，組織一大股份銀行，作為票號的后盾。然而，李宏齡的積極建議，卻被平遙幫票號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瀚極力阻攔并誣“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徑束高閣可也”。這以后，部分山西票號商人雖有改設銀行的議舉，但因種種原因均未成功，喪失了重振和復興的時機。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擔任私塾教師的劉大鵬所看到的事實卻是：“及觀(當地)富家，無論男婦長幼，率皆黎明方寢，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飽食終日，處高樓大廈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備終夜呼吸”。據票號經理人員的回憶，當時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遙五聯號財東介休賈村侯家，首家票號日升昌財東平遙西達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們大多耽于吸食大煙的惡習，不理號事。率先將東家的西裕成顏料鋪改組為日升昌票號，而被幫內同仁贊譽為“拔乎其萃”的票號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孫大都才能平平，非但無法繼承其祖先的事業，而且也一個個染上了大煙癮，家道逐漸敗落，至其玄孫雷東陽時，竟將其家產變賣一空，甚至連祖墳上的石碑也賣與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頭，活活餓死。

　　如果說在19世紀80年代，在上海灘，金融勢力還是呈現出外國銀行、錢莊、票號三足鼎立之勢的話，到20世紀20至30年代，已變為外國銀行、錢莊和中國新式銀行而無票號立足之地了。由此斷言，19世紀末20世紀初，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幫的禁錮失誤之二。

　　與寧波商幫相比，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尤其是在培養后代人才上的失誤，是晉商的第三個禁錮失誤之處 。

　　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的商品流通線路開始發生變化，上海取代廣州成為我國海上對外貿易的中心，并逐漸形成了以上海為核心的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間的流通網絡。形成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寧波府所屬鄞縣、奉化、慈溪、鎮海、定海、象山六縣為主的寧波商幫，在上海開埠之后，以毗鄰上海的地利優勢，異軍突起，后來居上，很快成為來滬經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幫口之一。寧波商幫資本家因生長在通商口岸，從小受歐風美雨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經商手腕和現代技術專長，其最大的特色是對新生事物極為敏感，能夠抓住機遇，不斷地更新經營項目，開拓新的活動區域。

　　上海開埠之后，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市場需求也有了新的變化，寧波商幫預感到并看準了這種變化的趨勢，在保持傳統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等行業特色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更新經營項目。如寧波幫的支柱行業沙船販運業最繁盛時期是咸豐、同治年間，自歐美輪船航運侵入后，寧幫商人在沙船余勢未衰之時，慧眼獨具，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創辦于1895年的外海商輪局、永安商輪局，1909年的寧紹商輪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輪船公司便是這一應變的產物。

　　發達的錢莊業和銀行業，是寧幫得以發跡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業。19世紀末，經營錢莊的寧幫商人意識到錢莊將被銀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計，竭盡全力設法插足其內。我國第一家民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籌備時，寧波籍商人嚴信厚曾自愿要求將所設的票號和各埠分支店改組加入。此事雖未成功，然嚴信厚、朱葆三、葉澄衷等寧波巨商均成為該行總董，在“權歸總董，利歸股商”的原則下，掌握著該行業務經營的實權。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國各通都大邑相繼組建的多家銀行中，均有寧波商幫涉足投資和經營。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此話絕非虛語。

　　“滬地為寧商輔集之區”，寧波商幫旅滬經商者不下數十萬人，即使在日寇占領、經濟蕭條的1941年，寧波人在上海經營的工商企業仍達2230家。他們還適應市場需求，開拓從事許多勞務性商品的經營活動。其及時更新、全力經營的項目有進出口貿易、五金顏料行、鐘表眼鏡業、呢絨洋布業、日用百貨業、西藥業、房地產業、保險業、證券業、公用事業和新式服務業等眾多的新興行業。

　　從鴉片戰爭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寧波商幫順應時代潮流，抓住歷史發展的契機，在發達的錢莊業和銀行業的鼎力相助下，商業、金融業、工業、航運業緊密結合，相互為用，經濟實力空前強盛，商界地位顯著提高，甚至連孫中山先生都對寧波商人極為贊賞，曾說：“寧波人對工商業之經營，經驗豐富，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人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20世紀40年代末，寧波商人正處在鼎盛時期，由于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大批寧波商人又劈波斬浪遷徙海外，在香港、澳門、臺灣、日本、東南亞和歐美各國，抓住機遇，奮進不息，重開新業，使海外經營的業務不斷開拓發展，由海內最富走向海外致富。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兩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剛；香港的娛樂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圖》為藍本，建筑宋城，承辦香港最大游樂場——荔園的邱德根；曾出任過香港貿易局主席，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資舉辦應氏杯圍棋邀請賽的臺灣省寧波籍商人應昌期等等，不一而足，舉不勝舉。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輩寧波商幫的子女，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或繼承父業，或另求發展，新人輩出，代有強人，在海內外大展宏圖，成為海外華人經濟圈中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經濟力量。相形之下，貽誤時機，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尤其是在培養后代人才上失誤，是晉商的第三個禁錮失誤之處。

　　禁錮即束縛、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遺憾的是禁錮晉幫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幫，而恰恰正是晉商自己，是他們的眼光、思路、視野以及人才的素質將自己禁錮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個又一個深宅大院之中。當窮困之時，他們能夠超越他人，又無反顧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尋求別樣的世界，創造嶄新的生活。問題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繼續開拓新的領域，尋求更新的生活，而是蓋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大院，五年、十年、幾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著，使自己和子孫世世代代扎根、廝守于這片黃土地上。

　　問山西人：向世人炫耀我們的祖上也曾風光過就足以了嗎？

　　時光流逝，沖淡了晉商創立的輝煌業績，沖淡了他們衰落、屈辱、慘痛的記憶，時光只留下一個個散落在三晉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難道作為后人的我們，只能是綴串起這一個個珍珠，向世人炫耀我們的祖上也曾風光過就足以了嗎？什么時候才能重新鑄起新一代晉商的輝煌呢？這才是研究晉商歷史的真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