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爾風

　　第一次實在按捺不住急急地就趕往山西那座著名的喬家大院，正是十多年前第一次讀到余秋雨的文字《抱愧山西》那一周的周末。但當時當地給筆者留下最深的印象，卻是張藝謀拍攝《大紅燈籠高高掛》后遺的那份商業痕跡——想拍一段街邊刀削面的鏡頭，忙碌的店家手中削面刀一晃，脫口而出就是：“給十塊錢”。

　　感慨了余秋雨教授將30多年前“一度被當作中國農村的縮影”的“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和上個世紀初“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的“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進行的強烈對比，以及由此引發的關于貧困和富裕的大段議論；領略了余秋雨教授對“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范，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的“商業人格”分析，以及由此引發的“文人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的聯想；筆者終于還是有了許多疑問——

　　面對著“到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貴”的宅院，余教授筆下洋溢的似乎更多的是對這“海內最富”的贊嘆，至于山西商人究竟是如何“既不是由于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于祖輩的世襲遺贈”而真就創造出如此財富的，余教授的論斷實在很有些想當然，一曲“磅礴”詩意的《走西口》在這里似乎很有些蒼白。

　　雷履泰和毛鴻翙之間的爭斗讓我們看看什么是晉商的信義。

　　“講究信義”，這自然又是一種喜聞樂見的解釋，可偏偏就是余教授的這篇《抱愧山西》里，提到了那則發生在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的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翙之間的爭斗，讓筆者實在無法理解余教授推崇的這種“信義”：因為財東老板想讓生了病的雷履泰回家休養，這位“當管家的”“委托責任人”雷履泰總經理就敢撤分號讓財東老板跪下來求饒，這算什么“信義”？因為被在“老單位”實在呆不下去了，那位當“伙計”的毛鴻翙就敢挖走“老單位”的“業務骨干”而且就在“老單位”的旁邊宣戰似地自起爐灶，這算什么“信義”？余教授還舉出了些“信義”史料：“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后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如此輕率，難道就是“信義”經營的本質？

　　再加細究，財東也是實出無奈，當時仰仗的就是個人的“信用”。

　　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人格“十分強健”富可敵國的群體忽然就衰敗了呢？余教授的解釋似乎很有文化高度：“他們奮斗了那么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于是山西商人就成了“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說到“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則“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余教授順勢就有議論：“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是什么)，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態秩序，只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這番太多主觀臆斷和片面“提純”的空洞，實在很難令筆者信服。

　　終于有一天，筆者在舊書攤上覓到了一本上世紀初陳其田教授“授課于燕京大學時教材”《山西票莊考略》(1936年刊行，1978年被香港大東圖書公司編入《中國社會經濟史資料叢編》)，后來又陸續地讀到了一些對于晉商和山西票號的真正的研究文字，終于對被梁啟超先生稱為“執中國金融界牛耳”的這一非凡群體，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了解，也就愈發地“抱愧”自己當初的輕信和盲從了。

　　劉庭玉先生在他的《世紀末的反思：“晉商”批判》中，列出了晉商崛起興盛的兩個公式：“地理位置＋思維定勢＋開中法＝明清晉商的興起，必要的資本＋思維定勢＋折色法＝明清晉商的迅速發展”，斷言：“明清晉商的興起是山西人特有的思維定勢，與當時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結合的產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氣和才能”，其后“明清晉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發展，……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晉商在山西北部從事的屯田販糧、換取鹽引、售鹽獲利活動，為其在明中葉時的迅速發展積蓄了必要的資本”。

　　明洪武年間，朝廷為解決當時主要駐扎在山西以北的邊軍的軍餉，便讓商人運糧至邊境，政府以販鹽的“鹽引”作交換，商人拿到“鹽引”后便可到指定鹽場去支取食鹽，然后販賣謀利，這便是所謂“開中法”。“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擁而至，從而奏響了明清晉商興起的序曲”。到了明弘治年間，“開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直接付給商人銀子)，明清晉商于是得以迅速發展。

　　劉庭玉先生直言：“山西人特有的思維定勢派伸至明清晉商行為中的特定行為是：媚事威權，注重人事，輕視資本”，由于長期毗鄰皇權中心，“使山西人不得不時時感受皇權的威嚴呼吸”，“在皇權的高壓政策下形成了山西人特有的對威權的懦弱與媚事”。劉先生進而指證：“媚事威權的行為特質，使明清晉商成為不敢與威權說不、又與威權勾結、再受威權敲詐的特殊集團”(頗似現今的“特殊利益集團”)，賺取利潤的主要手段“就是賄賂邊將，虛出實收；買通主管官吏，在糧價便宜時上交糧食，糧價漲價時，再向政府領取糧款，不僅可以獲得可觀利潤，連貯藏的費用也不必支付；另外還有先領糧款后買糧、凈賺差價等手段……”。

　　劉先生的這些“批判”，顯然與余教授的“抱愧”有很大的差距。

　　陳其田教授在他的《山西票莊考略》中，以大量票號幫系派別、組織架構等史料，揭示了山西票號“建筑在家族主義”上的“重信用輕組織”管理模式——票號真正的所有者是出資的“財東”，實際操盤的卻是被稱為“領東”或“執事”“管事”的總經理：“財東出資，或股份，或獨業，將資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營業上一切事項，如何辦理，財東均不過問。既不預定方針于事前，又不實施監察于事后”，仿佛一切憑借了一個“信”字：“財東信任總經理的人格，以全盤的生意委托他，給他絕對自由”，“管事在票莊內有無上之權威。凡用人之標準，事業之推行，各伙友聽命于管事”，而“如票莊營業失敗，經濟上損失之責任，全由財東負擔，而管事不負賠償之責”。表面上似乎已經實現“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分離”，但這和現代企業制度的“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實在有著太大的不同，“所有者缺位”下的“內部人控制”自然也就無法避免了。

　　再加細究，財東也是實出無奈，當時仰仗的就是個人的“信用”：“政府和社會對票莊的信任，是信任他們個人的信用。票莊經理所以能拉攏公款，因為他們與官僚個人的關系。放款不收抵押，概重個人的信用。匯款的匯費，存放款項的利息，都是因人而異”，于是“管事而得其人，則營業無不發達，不得其人，則財東有莫大之危險”，在如此強勢的“經理人市場”上，財東老板們也就不能不“用人不疑”了。這也就難怪“日升昌”的總經理雷履泰敢對財東老板那么橫了！

　　晉商的“信義”到底有多么牢固，興盛與衰敗中可窺見一斑了。

　　這“信義”到底有多么牢固，票號興盛的時候，“票莊的經理交結官僚，窮奢極侈，以示闊綽”，“及至衰落的時候，即卷款潛逃，偽造帳目”，便就可見一斑了！而且“票莊經營太重信用，對于借款不用抵押。太平的時候，因為借重官場的勢力，可以追索債務。一遭變亂，官場失勢，欠款不易收回，因為無抵押，連局部的取償，也不可得”。待到大勢已去“索償者不得不訟及號東”的時候，這些“平日養尊處優，不問號事，且無一不有鴉片嗜好”的財東們，才明白他們原來擔當的其實是“無限責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產，變賣家產及貴重物件以償債務。不足，則為階下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于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余秋雨：《抱愧山西》)，也就不足為怪了！

　　把票號衰落的責任推脫給頻仍的戰亂，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膚淺。

　　沒有制度信用的保障，一味只是依賴于個人的信用，當面對制度完善的現代銀行的沖擊，不懂得風險管理又“墨守繩法，不能應付新時代的要求”的票號們，自然不堪一擊。把票號衰落的責任推脫給頻仍的戰亂，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膚淺——陳其田教授就證明：恰恰因為戰亂時“有幾種特殊的原因，使山西票莊得著意外的發展”。“一般人常謂山西票莊受辛亥革命的打擊，一蹶不振，不久就衰落，這是片面的真理而已”，曾身陷囹圄也決不低頭的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陳其田，原來早在80年前就通過深入的實地調研，得出了與余秋雨教授完全不同的結論。

　　晉商傳奇，本來就是從當時社會腐敗的軀體上滋長出來的產物，脫離了寄生于斯的腐朽。

　　余秋雨教授侃侃而論當年的山西商人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精神效果呢？”，殊不知當年發跡的山西商人的“暴富傳奇”，本來就是從當時社會腐敗的軀體上滋長出來的產物，脫離了寄生于斯的腐朽，余教授所頌揚的“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的“走西口的哥哥”們，實在就無所適從了，如何能期待他們“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建立內在的精神王國”，“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張正明先生在他的《晉商興衰史》一書中，為我們展示了忽然暴富后的山西商人的所作作為(讀來卻總讓筆者仿佛看到了今日社會的諸多富豪的影子)——首要的當然是持續的“捐輸助餉”，以維護鞏固與官場的交情，山西票號這方面的“功力”決非一般可比，“自有獨到之處，以致與政府達到如膠似漆的地步”：“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系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后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系的官員”，“對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教授甚至列出了與幾大票莊相互關照的王公大臣的名單：“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每逢年節，票號必有饋贈款，“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此番用心，怎能不博得管家上下交口稱贊，在“尋租”場上如魚得水？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們的第二項工作便是“購置土地”，張正明先生言道：“封建社會后期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在西歐一般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資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購置土地”，既買了地，免不了就要大興土木，攀比奢侈地炫耀一番，在權貴面前當久了“孫子”，也要“豪邁氣概”地“老子”一回。令余秋雨教授感慨仰慕的，正是這樣的遺跡！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當然也明白白花花的銀子要“保值增值”。保值的辦法便是“窖藏”，“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資或銀兩”，“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謝肇制《五雜俎》)；“錢生錢”的辦法便是“放高利貸”，“這是一種古老的生息資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明末清初，凡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衛聚賢《山西票號史》)……

　　我們實在應該“抱愧”： 在自覺不自覺中又將其糟粕發展到了極致。

　　我們實在應該“抱愧”：“對明清晉商興起、鼎盛、衰亡的深層次原因，不僅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更談不上把其挖掘出來，取其精華擲其糟粕，而是在自覺不自覺中又將其糟粕發展到了極致”。

　　還是忍不住順便提醒余秋雨“余大師”一句：真正做學問，還是要踏踏實實地去坐“冷板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任意演繹，終究不能算是“學者”風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