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衛鋒 鄭華玲

　　山西票號和同樣疲憊不堪的清王朝一樣，似乎只需要一次維新變法，就可以重振雄風。歷史的確曾經把“維新變法”的機會，擺在了山西票號面前。然而，在稍縱即逝的天賜良機面前，他們以和滿清政府相似的思維、雷同的理由、同樣的武斷和固執，將“維新變法”扼殺在搖籃之中。這種悲劇的根源，就在于山西票號對于資本的致命潔癖，對于獨占權力的病態癡迷。

　　“關起門來做大王，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參與”的資本潔癖，使得山西票號錯過了一次次天賜良機。

　　終結票號輝煌的，是銀行。中國第一個提出開辦銀行設想的，是太平天國的干王、寫《資政新篇》的洪仁玕，那是1859年。山西票號在當時，不知道或者不認同開銀行的主張，沒能夠“先知先覺”，確實情有可原。可是，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一浪一浪風起云涌，山西票號的東家和大掌柜們，仍然渾然不覺，就相當地說不過去了。容閎、鄭觀應、汪康年、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唐廷樞、李鴻章、馬建忠這些當時著名的洋務派人物，都曾經建議、甚至著手做過開辦銀行的努力。真正推動了第一家銀行創立的，是盛宣懷。1896年，盛宣懷向朝廷上了“請設銀行片”，認為“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到1911年，已經有30家銀行，而在此期間，票號毫無動作，坐以待斃。

　　尤其是戶部銀行成立以后，作為清政府的官辦銀行，它當仁不讓地壟斷了幾乎全部的官款匯兌業務，這對于一靠官款匯兌賺手續費、二靠官款匯兌的現金流放貸的山西票號來講，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山西票號這塊招牌，當年還是挺亮的。盛宣懷開辦中國通商銀行時，就曾說“平遙有一巨手”，極力聘請他來。如果這人實在請不來，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號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來，弟亦決定要用西幫(山西票號)，但訪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號多熟識，望再費神代為切而求之。”袁世凱當直隸總督時，想成立天津官銀號(也就是后來的直隸銀行)，請山西票號入股，票號沒理睬；戶部銀行(即后來票號最大的對手大清銀行)，主動挨家挨戶敦促票號入股，票號也不干。

　　為什么不干？晉商的這些東家和大掌柜們，希望永遠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惟我獨尊，一旦引入外資，而且是強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資本，必將受到牽制。原本豐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獨享，現在也被迫與人分享。關起門來做大王，這正是票號總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閻錫山統治山西的戰略。正是這種“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參與”的資本潔癖，使得山西票號錯過了一次次天賜良機。“山西人辦事雖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顧大局。”“晉商各號，情勢渙散，向來各做各生意，斷不能聯為一氣。”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經看清了票號的這一不治之癥。

　　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讓他們扼殺了維新變法。

　　改革都是逼出來的。山西總部的東家和大掌柜，還沉醉在繁華夢中之時，在前線的將士們，已經在戰火中看清了局勢的危急，1908年，他們發起了一次籌組銀行的維新變法運動。山西票號這次維新變法的主張，是為了應對當時盛宣懷的中國通商銀行、朝廷的戶部銀行(即大清銀行)、外資銀行，以及交通銀行、四明商業銀行等的競爭，各大票號聯合出資成立一家大銀行，擬定了晉省匯業銀行的名號。按計劃，各票號集股五百萬兩，每個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當時票號極盛時期的實力，各家集股五百萬兩，并不困難。

　　這次票號維新的主要倡導者，是蔚豐厚票號的北京經理李宏齡，他們推舉渠本翹為成立后的晉省匯業銀行領袖。渠是晉商中為數不多的讀書人，真正考出來的進士，有身份、有學識；當過駐外國領事，有眼界；領導山西贖礦運動，有威望；又創辦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業“雙福火柴公司”，有資歷。

　　這一維新變法曾經徘徊在成功的邊緣。1903年，清政府就頒布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20條，規定官商紳民投資興辦公司，凡能集股50萬以上者，按集股數額的多少，給予不同的獎賞；1904年，頒布《試辦銀行章程》，對銀行設立經營的方方面面作了規定，大多是仿照西方銀行的榜樣；1906年，又頒布《獎給商勛章程》。這就是說，成立股份制銀行，并不是什么異想天開的創新之舉，而是當時“響應國家號召”、“貫徹中央精神”的時髦舉動。媒體也紛紛為這一舉動造勢，認為可以使“他族(外國)銀行頓失其利。此不獨晉人之愿，又豈非我全國人之所愿哉。”

　　當時，各地分號的經理全部向山西總部請命，認為“時不可失，機會難再，宜早不宜緩也，宜速不宜遲也。”這些在前線打拼的票號中堅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時局的變化，對于變法一事，群情振奮。

　　如果李宏齡等人的設想得以實現，還將使票號的東家們免于幾年之后的破產。山西票號一直實行無限責任制。票號出現虧損、倒閉，東家要用自己的全副身家來賠償。某報紙就以此動員票號，“一旦有事，禍出不測，各碼頭同時敗壞，大局莫支，各省官紳富商均向號東索取存款，此數年后必有之事。是票號與東家關系甚大，辦銀行與東家絕無后患也。”

　　然而，票號實行的是總經理負責制，東家不可以過問票號的事務，這種“東掌關系”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糊涂人津津樂道。當時蔚泰厚的總經理，是在票號界舉足輕重的毛鴻瀚。他的心態，與慈禧等人在戊戌變法中的心態，如出一轍。他既認識到競爭變化的威脅，又不能下定決心改弦更張，更對推動改革的李宏齡心懷猜忌。最終，毛鴻瀚做出了斷送整個山西票號業前途的決定：“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逕束高閣可也。”他認定，李宏齡的上下奔走，正是為了奪他的權，企圖成為山西票號業的首領，必須粉碎李宏齡的“奪權陰謀”。

　　在這場票號業的維新變法中，其他票號的東家、大掌柜的態度，沒有更多的史料記載。從一些蛛絲馬跡判斷，他們的心態和毛鴻瀚類似：一旦票號的資本上聯手合作，成立銀行，盡管有諸多好處，但有一項無法忍受的“缺點”——他們將從此失去往日對票號的絕對控制權。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讓他們扼殺了這場維新變法。

　　萬般無奈之中，李宏齡曾苦勸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東家掌柜們出來“走一走”，他的急信中寫道：“方今時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學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無此舉，而京城、天津、上海、漢口數處不可不往。火車、火船往來甚便，亦不甚辛苦，不過往返數日，細思有利無弊。”然而，曾經讓山西票號迅速崛起的中央集權、自閉高壓的“黑社會化”管理，使得下屬的“串聯”被迅速鎮壓。辛亥革命后回到鄉下開雜貨鋪為生的李宏齡，將籌組銀行流產前后的信件反復研究后，哀嘆晉商之敗并非“天數”，其實乃是“人事”之禍。100年后，仍然有人將山西票號的敗落，歸咎于時代的不幸，李宏齡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

　　1913年，已經風光不再、奄奄一息的山西票號，為了求得活命，終于被迫決定籌辦匯通實業銀行。然而，此時他們已經拿不出籌辦銀行的資本金。向政府伸手求援無人理睬，只得向美國銀行團借款500萬元銀洋。可是，哪怕到了這時，山西票號仍然不愿意讓出股份，又不能提供美國銀行所要求的抵押，美國銀行認為，“不能于借款所辦之實業內，得有相等之利益”，又缺乏抵押的保障，所以不同意借款，居間牽線的財政部也已經厭倦，表示“本部不與問此事”。

　　山西票號的東家們的心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其實也曾經歷過。繼續維持無限責任的合伙人制，還是轉成有限公司制，甚至公開上市？這個問題曾經困撓華爾街的幾代投資銀行人。

　　雷履泰1824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號的時候，美國的華爾街，還遠遠沒有實現今天的規模。請看一個美國投資銀行業的大佬們的發展時間表，可以發現，在國際金融史上被大書特書，甚至現在仍然活躍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銀行大腕們，起步并不比山西票號早。1818年，約翰·布朗商號成立；1838年，德雷克塞爾商號成立；1848年，雷達飛瑞商號成立；1858年，雷曼兄弟商號成立；1864年，喬治·皮伯第商號改名為J·S·摩根商號；

　　1869年，高盛成立；1894年，J·S·摩根商號更名為J·P·摩根商號；1910年，所羅門兄弟商號成立；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票號分崩離析之時，美林才在1914年成立。

　　從更廣泛的視野中看，當山西票號沉醉在自己的安樂夢中時，世界的銀行業正天翻地覆。1824年，荷蘭商業銀行成立；1826年，英國允許創辦股份銀行；1841年，希臘國家銀行成立；1856年，瑞士信貸銀行成立；1863年，法國里昂信貸銀行成立；1865年，匯豐銀行成立；1872年，日本第一銀行成立；1913年，美國建立聯邦儲備體系。

　　20世紀經濟的大發展，在使投資銀行業務收入大爆發的同時，對銀行的資本金要求不斷提高提高了，而且破產清算的風險也大大增加。他們做

股票承銷、債券承銷、企業并購顧問，以前憑的只是人脈、頭腦和手腕，可是，在后來的股票、債券承銷中，隨時可能要包銷賣不出去的部分，并且給企業墊資；做并購顧問時，還要幫別人進行融資服務。進入80年代以后，這些投資銀行越來越多地扮演“當事人”角色，不再只是為客戶提供投資建議，還要親自披掛上陣。這些新生意需要的資本金越來越大，合伙人已經無力支撐，親自參與交易的風險，遠遠大于作為顧問的風險，萬一失手，這些人將從華爾街的天堂掉入貧民窟。

　　他們所面臨的選擇，與幾十年前山西票號東家們極其相似，然而，他們作出了明智的選擇。繼美林于1971年率先上市之后，華爾街昔日的國王——

摩根士丹利也與時俱進。1986年，摩根士丹利拿出20%的股份對公眾出售。最后堅守著合伙制的高盛，也在1999年宣布上市融資。他們從高高在上的王座中走下凡塵，放棄了隱私、權力、獨享，贏得了世界和未來。

　　今天仍有眾多的所謂學者、文人、專家，他們出于種種目的，回避事實、掩飾真相、篡改歷史，誤導大眾。

　　山西票號走下神壇、跌入地獄已將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眾多的所謂學者、文人、專家，他們出于種種目的，回避事實、掩飾真相、篡改歷史，誤導大眾。他們將山西票號常年累月走鋼絲的冒險經營、在匯兌和透支拆借中樂不思蜀的真相掩蓋；將導致其僵化遲鈍、自閉固執的“黑社會化”管理，美化成所謂儒商的“科學管理”；他們虛構出“中國華爾街”的幻象；將導致票號最終覆亡的資本潔癖，描繪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骨氣”。當謊言以影視、文學的方式一再重復，已經無限接近“真理”。這些偽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號慘痛一百倍的故事，將在中國企業重演。

　　這才將是真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