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衛鋒 鄭華玲

　　有一位以寫游記聞名的作家，曾經在他關于晉商的名作中，寫過一段動情的話： 翻閱宋氏三姐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于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里，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里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么。

　　這段話被諸多研究晉商的人反復引用，“中國的華爾街”也成了山西票號總部的深宅大院的代名詞。可是，對華爾街稍有了解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個錯誤實在太離譜了。這個所謂的“中國華爾街”，是個不折不扣的冒牌貨。

　　“海內最富”的晉商，卻始終在匯兌、拆借的領域內畫地為牢。

　　是不是有錢人多、銀行多的地方，就是華爾街？不是。當年波士頓聚集著美國早期移民中的富人，那些大家族手上的錢，要比紐約的銀行家多，但波士頓沒有產生華爾街。華爾街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給美國一百多年的工商業騰飛融資，尤其是股權融資。被龔自珍稱為“海內最富”的晉商，卻始終在匯兌、拆借的領域內畫地為牢。歷史給了他們機遇，也給了他們責任，他們“聰明地”放棄了。他們一直是資金市場的活躍者，但卻在

　　票號的錢，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給企業的，大多數都借給錢莊，由錢莊再借出去。當時清朝的商人從票號借到的錢，大多數只是周轉資金，不能用作長期投資；而華爾街給美國企業家的，往往是股權投資，那才是真正的“本錢”。兩者之間，存在云泥之別。也有人認為，票號的選擇，乃是時勢所迫，當時兵荒馬亂，不敢做長期投資，無可奈何。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長三角的浙江、江蘇商圈在20世紀的卓越表現，實為山西票號所不及。

　　老實說，相對于當時中國的其他企業來講，票號的運氣并不太壞。票號總部都地處山西，易守難攻，直到1937年之前，幾乎沒有遇到過戰亂。太平天國運動，對于當時的中部經濟中心漢口、東部的蘇州、杭州的工商業，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八國聯軍進北京，對于北京的銀號、當鋪業，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票號盡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動。票號業商人當時自己也稱，八國聯軍對票號的損失不大，“庚子之亂，受傷者不過直魯兩省”，只是“肢體之傷”，而非“心腹之害”。

　　而票號在幾次大的戰亂后得到的商業利益，更是遠大于戰亂造成的損失。而長三角的浙江、江蘇商圈在20世紀的卓越表現，在當時就已經注定。蘇南、杭嘉湖平原的民間企業，在幾經戰火摧毀之后屢仆屢起，這種創業精神，實為山西票號所不及。

　　必須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后，清朝的政治經濟一度出現“中興”的局面，大批民族資本主義得到發展，洋務運動也帶來大量商機，然而，在對這些企業的股權投資中，山西票號的參與很少，與其當時掌握的龐大資金極不相稱。經濟史專家張國輝就曾遺憾地稱，“回顧19世紀六七十年代，當中國近代企業處在發動時期，人們始終不曾發現票號與近代企業之間有什么金融聯系的事例。”

　　而后來對近代民族企業支持較大的，也是當時勢力較弱的“南幫”票號。而當時的南幫票號，比如嚴信厚的源豐潤、胡雪巖的阜康、王熾的天順祥等，都對實業有大量的投資。比如，云南的天順祥票號經理王熾，就受巡撫唐炯的委托，為云南銅礦承擔招股業務，“分赴川、廣、漢口、寧波、上海等地招股”。這已經初具華爾街投資銀行的雛形了。上海的源豐潤的實業投資也比較廣，如對漢冶萍公司投資近13000兩、對寧波通久源紗廠投資84000兩、對寧波海口商輪投資7400兩，對通州大生紗廠投資9000兩，對寧波通利原油廠投資2200兩，對海州海豐面粉公司投資19000兩。在源豐潤投資的這些企業中，有不少發展極為成功。

　　關于票號與工商企業的關系，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票號一蹶不振、全面沒落的時代，正是民族工商業在辛亥革命后的大發展時代。如果播種得當，票號本來應該在這一時期收獲豐碩的果實。

　　在美國的投資銀行中，絕大多數銀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憑著為工商業融資而發家。翻開每家投資銀行的歷史，都可以看到他們扶持起來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業家。然而，在山西票號的歷史上，很難找到他們對民族資本的支持。盡管他們也為了博取利差，進行“北存南放”，但他們對工商業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號史專家黃鑒暉也承認，“南幫(山西以外的南方票號)票號資本家，對于近代工業發展勝于西幫(山西)票號資本家。”

　　在懸崖邊走鋼絲的“聰明”手法，為幾年之后的票號大潰敗埋下伏筆

　　票號從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匯兌為其主業。第一家票號的前身是平遙西裕成顏料莊，它之所以在1824年左右轉型為票號，也是因為大掌柜雷履泰從大量的異地匯款需求中，發現了這個商機。雷履泰是偉大的，配得上他70壽辰時平遙紳商送的“拔乎其萃”金匾。然而，票號的后人們，始終停留在雷履泰開創日升昌時的境界，他們應該說一句“抱愧雷履泰”。

　　盡管票號也做存貸款，然而，存貸款絕不是票號的特色，更不值得拿出來炫耀。在日升昌票號開業之前，早就已經有賬局，賬局正是以存款和工商業放款為主。1852年，太平天國北伐軍逼近北京，賬局收賬跑回山西，原先靠賬局提供流動資金的北京市面，頓時一片蕭條。這種只提供流動資金，在有動亂時一跑了之的作風，被后來的山西票號經理們很好地“繼承”了。

　　相比之下，當年華爾街的摩根銀行，在美國還沒有中央銀行時，在1907年的金融危機時，為市場提供了最珍貴的流動資金，客觀上承擔了“中央銀行”的義務和責任。一個溜之大吉，一個獨撐危局。兩種風格、兩種境界、兩種魄力、已經預示了以后的兩種命運。

　　戰亂與票號的關系，并非簡單的負面影響。山西票號的幾次大發展，可以說都是間接來自于戰亂。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的出現，就和白蓮教起義阻斷運銀道路有關。太平天國起義，使得南方各省向北京運銀子的道路也斷了，票號因此取得了匯兌官款的大生意，原來的現銀裝鞘(鞘是運銀的容器)，改成了票號匯兌。各地的匯費不同，每100兩銀子，票號收取的手續費多則八九兩，少則二三兩，油水很大。盡管后來清政府曾經下旨禁止票號匯兌官款，然而，這道命令沒有得到嚴格執行。八國聯軍入侵之后，為了支付《辛丑條約》的賠款，清政府更是離不開票號匯兌。正是匯這些賠款，把票號的生意帶上了巔峰。

　　對于票號來說，匯兌官款的手續費，只是好處之一；更大的好處在于，匯兌官款的時候，可以將匯兌的官款，借出去賺利息，這項收入帶來的利潤更大。那幾年，滾滾而來的銀子，叫東家和掌柜們數得手軟，然而，他們忘了自己一直在懸崖邊走鋼絲，這種“聰明”的手法，正在為幾年之后的票號大潰敗埋下伏筆。

　　山西票號雖然以保守著稱，但并不穩健。

　　山西票號雖然以保守著稱，但并不穩健。票號對外貸款的數量，一直超過存款數量的20%以上，而今天的銀行，存貸比很少超過75%。票號它們不但將所有的存款都拿來放貸，而且還把匯兌的“在途款項”用來放貸，這也是它們對于匯兌官款看得如此之重的原因。

　　而且，當時的在華外資銀行，紛紛采取抵押貸款的方式，但山西票號憑著對自己經驗、眼光的自信、出于對利潤的貪婪渴求，堅持做信用貸款。這種運營模式的繁榮，無異于在軍火庫中舉辦篝火晚會，注定在狂歡中粉身碎骨。一旦遇到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票號根本無法應對如潮的擠兌，從脆弱的鋼絲繩上墜入深淵。辛亥革命之后，票號在一片擠兌潮中紛紛倒閉，為以往的輝煌和聰明，付出了最昂貴的代價。

　　有人為山西票號辯解稱，山西票號的失敗，是因為其時運不濟，遇上了內戰引起的金融恐慌。乍一聽此論有理，其實大謬不然。金融企業的運作，要害就在管理風險。任何一個金融企業的成長史上，都會遇上金融危機、戰亂、不幸，那些寄希望于好運氣、總想“有風駛盡帆”的企業，總是捱不過混沌的市場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