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衛鋒 鄭華玲

　　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像晉商一樣幸運，憑著天時、地利，迅速爬上了財富的神話巔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號一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天賜良機，以狂熱的執著去抱殘守缺，以天才的精明來糊涂犯傻。

　　100年后，當年富商巨賈云集的祁(縣)、太(谷)、平(遙)三縣，留下了一座座銷金窟，供后人參觀憑吊。可是，山西票號的神話，留下的不應只是這一堆堆華麗的廢墟。我們許多人還在繼續編造、裝飾這個泡沫般的商業神話，在電視和小說的幻象中，圓一個“祖上曾經闊過”的大夢；或許，去尋找歷史的真相更有現實意義——山西票號因何而起，因何而敗？那些神話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個如此美麗的故事，為何有這樣悲慘的結局。今天的人們，如何才能不讓票號的悲劇重演？

　　幫閑文人總結的“誠信”、“創新”、“仁義”等，與票號的真相其實相距太遠。

　　晉商不等于票號，但晉商最輝煌、最突出的，卻是票號。其他行業的商人，與徽商、浙商相比，并無明顯的過人之處，因此，談晉商，往往就是談票號。在關于票號起源的爭論中，有一個傳說廣為流傳：顧炎武創立票號。

　　徐珂在《清稗類鈔》里說，票號乃是顧炎武所創。顧炎武與傅青主，為了反清復明，在山西一帶開設票號。為什么在山西開票號？反清復明需要大量金錢，用票號來匯集、操縱資金最好不過；山西離北京近，一旦時機成熟就可以直搗黃龍；票號運銀子要找大批人馬護鏢，這正是他們秘密練兵的最佳掩飾。

　　傳說不同于歷史，可是，傳說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不見諸文字的歷史真實。很多時候，傳說比官方編修、白紙黑字的“史實”更史實。

　　票號管理的高度自閉、嚴密控制，已經產生了某種“黑社會化”傾向。它實在太不像一個企業了，更像一支秘密軍隊、一個地下幫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構建了這個復雜嚴密組織，寧愿將之歸功于顧炎武——這個當時中國最有聲望、學問和抱負的頭腦。正是這種“黑社會化”的管理，給票號帶來的短暫大繁榮，更注定了它的毀滅之路。這幾年的幫閑文人總結的“儒商”、“誠信”、“創新”、“仁義”等，與票號的真相其實相距太遠。

　　在中國歷史上，能在殘酷斗爭中活下來，還能打垮對手的組織，往往都有“黑社會化”的過程。翻開歷史，歷次政變、謀反的梟雄，幫派、團隊、教派的組織，都有極強的“黑社會化”特征。

　　現在的公司、工廠，只對員工擁有八小時的支配權，八小時之外，員工去跳舞、讀書、打架、戀愛，那是私生活，公司無權干涉。黑社會不同。它要擁有你的全部時間，甚至生命。“只要進入社團一天，就永遠是社團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還要控制你的娛樂、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興趣愛好和思想。

　　電視劇《喬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號規定，員工派駐外地的時間，一般是三年。員工去外地之前，所攜帶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總部一一登記；三年之后回總部時，逐一核對。三年期滿，從外地回到總部時，不能直接回家，必須先回票號；凡是在外地買的東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總部，總部驗過貨之后，才能給家里，“以免生疑”。這是防止職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盤”，損公肥私。

　　所有的職工，一律不準給總公司寫信，如果是公事，必須由指定的老大寫給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寫開口信，不能寫封口信。這是防止地方諸侯和“朝中大員”拉幫結派，干出讓老大不高興的事。

　　在嚴密控制的組織中，不光有高壓的手段，也有溫暖的關懷。員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費由票號出，這比朝廷強。朝廷官員上任，差旅費得自己掏，票號就經常借路費給這些官員。外地的票號職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參鹿茸等補品，醫藥費全部報銷。

　　黑社會有黑話、學術圈有術語、理論界有模型公式，票號里也有他們的暗號和密碼。票號“認票不認人”，防偽的手法層出不窮，極為保密，外界難以得知。后來盛宣懷辦中國通商銀行，拼命挖山西票號的熟手；袁世凱開辦銀行學堂，也從山西招了六十個票號學徒。這些黑話式的手法，除了防偽的作用，還是不讓其他商人沾手這門生意的“護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號，有一個“昌”字的水印；寫銀票的筆跡上也有暗號，某個字的拐彎可能內藏玄機，橫與豎、撇和捺都有暗記；在銀票的某個角落，扎一個針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銀票的，因為上面全是密碼：“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12個字，是12個月的代號，“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30個字，是一個月中30天的代號。“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實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國寶流通”，其實是“萬千百十”。這些密碼過一段時間就要更換，外人無從破譯。匯票只要一兌付，立即銷毀。至今為止，只有一張日升昌票號1860年的匯票存世。這些作法的神秘性，遠遠超過了同時期摩根、巴林銀行，有人因此說，山西票號比摩根、巴林銀行“聰明”。可是，說這話的人忘了，聰明絕不等于智慧。

　　要想實施有力的控制，必須等級森嚴，賞罰分明。票號里70%的職工是小嘍羅，他們在學徒期間，只管飯，不給錢；學徒期滿后，一年工資是幾兩、一二十兩。起得比雞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賺的只是零頭中的零頭。一份協成乾票號光緒32年的工資單顯示，該票號14%的職員是沒有工資的學徒。還有30%屬于白領、金領，有的甚至是

鉆石領。協成乾的工資有36個等級，一個聰明勤奮的小伙子，從學徒開始熬，一步步爬過這36級臺階，即使每年升一級，等他爬到頂上時，已經是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頭了。一旦爬到擁有“頂身股”的級別，相當于在華爾街成為“合伙人”，那就不光是賺工資了。

　　頂身股是山西票號最為人稱道的創舉。票號的股本有兩種，銀股和身股。銀股是東家拿出的錢，身股是員工的人力資本入股。票號里的頂身股由少到多，在光緒32年協成乾有工資的職工中，33%的職工有頂身股。一開始，銀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當于銀股的一半左右，到后來，身股的數量已經超過了銀股。1906年，協成乾票號身股的數量，達到銀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號身股的數量是銀股的120%，這一年，郝荃、高鈺、呂永和三人的身股，達到了每人一股。

　　當時票號的一股，在財富上不同于現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銀股總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紅是2萬兩。2萬兩是什么概念？清朝一個親王，每年的俸銀是1萬兩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兩銀子。由于工資低開銷大，清朝

公務員屢次以養廉銀的形式加薪，一個總督的養廉銀，達到了13000-20000兩之多，巡撫的有10000—15000兩，知府的是幾千兩，都還趕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紅。

　　不光活著的時候能夠分紅，死了也能賺錢。大德通的職工死后，可以享受幾年的分紅待遇：身股一到三厘的，三年；四五厘的，四年，如果是郝荃、高鈺這種高管，可以在死后享受七年的“活人”待遇。這個制度的設計者，的確是個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讓人承認：為票號賣命，值！

　　然而，人的貪欲是無窮的。票號的激勵機制，并不能杜絕內部的貪污腐敗，作奸犯科。在辛亥革命后的票號的兵敗如山倒中，那些享有票號優越待遇、擁有身股的經理、掌柜們，照樣卷款潛逃、棄職回家。

　　光緒初年，山西發生嚴重旱災，巡撫曾國荃設立晉捐局，籌集各省的賑災款，往來款項，均由山西票號經手匯兌。四年之后，爆出大案，巨興源票號的賈世源、車躍龍二人，勾結官府的書吏，隱匿侵吞賑災款，被查出萬兩銀子的窟窿。

　　不但挖國家的墻腳，還挖票號自己墻腳。在第一家票號日升昌中，有一個叫“余慶昌”的秘密賬號長期存在，進行放貸營利。余慶昌是有身股的白領、金領的秘密小金庫，相當于今天的“老鼠倉”，它的存在，捅破了票號“科學管理”的泡沫。

　　票號有很多美麗動聽的號規，這些規定的落實真相，令人懷疑。

　　票號有很多美麗動聽的號規，被學者、文人們熱情謳歌、津津樂道。禁止親友浮借、上不準偏袒、下不準放肆、不準奢侈浪費、不準私分厚道、禁食鴉片、不準賭博游娼……然而，這些規定的落實真相，令人懷疑。1907年11月，營口的大榨油商東盛和五聯號倒閉，這個大商號共欠山西票號200多萬兩銀子，清算時連一半都沒能收回來。就在這個事件里，發現了票號的職員與東盛和勾結的丑聞。而東家和掌柜帶頭沉溺于吞云吐霧的鴉片煙，更是票號后來暮氣沉沉的原因之一。

　　日升昌的雷履泰晚年，大權獨攬，不可一世。一些趨炎附勢的手下，提議給他在總號建一座紀念樓，樓中間得掛一塊匾，有人建議寫“經營有方”，有人建議寫“日增月盛”，這些都不中雷履泰的意。有個年輕的伙友，提議寫“拔乎其萃”四字，雷履泰正中下懷，哈哈大笑。不久，雷履泰給了這個提出“拔乎其萃”的伙友身股兩厘。曾經號稱山西票號“獨門武器”的身股制度，照樣淪落為領導者個人喜好的玩物了。

　　一個嚴密控制的組織，必然導致自閉，而這種自閉將給它帶來災難。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準回家的規定，是受交通條件限制的無奈之舉。可是，后來火車、輪船方便了，票號總部不顧各地員工的苦苦請求，仍然固守這一陳規，導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號規中寫著要“勤儉樸素”，可是早已如同虛設。日升昌開封分號的經理邱泰基，能說會道，善于應酬，與開封的巡撫、藩司結為拜把兄弟，出入衙門如同自己家里。有一年，他從開封回平遙總號，從河南起身，坐的是綠圍四抬大轎，前面派一人騎馬，一路耀武揚威，如同大官。到了平遙的洪善驛站時，驛站的人以為是大官來了，連忙報告平遙知縣，知縣帶著三班衙役出城門迎接，一看才知道是日升昌的一個分號經理而已。這位邱經理，并沒有受到所謂號規的任何處罰，還從開封調到了上海當經理。

　　“黑社會化”往往有效果，卻沒有效率；有速度，卻常常弄錯方向。

　　“黑社會化”的管理，往往立竿見影，馬到功成。領導人的魄力充分體現，一呼百應，哪怕刀山火海、槍林彈雨也要上；下屬們也充分沐浴在領導的英明和恩澤中，“把信送給加西亞”。然而，“黑社會化”往往有效果，卻沒有效率；有速度，卻常常弄錯方向。晉商后來的歷史表明，正是這種“黑社會化”的“高效”、集權、統一領導，使得憑著大掌柜的一句話，就可以否決無數部屬的正確提議。例如，在1908年蔚泰厚各地分號的少壯派，紛紛上書諫言順應時機開辦銀行，大掌柜毛鴻翰認為這是有人想借機奪權，斷然拒絕，斷送了票號的活路。

　　山西票號的“東掌關系”，更是廣為傳頌的優點。東家全權委托給掌柜，掌柜不能過問業務。這種“東掌關系”居然是公認“優點”，這實在是巨大的黑色

幽默。一個不尊重股東、一個惟經理是重的企業，也許會有短期的輝煌，但絕對不會長遠的生命，這是整個西方管理學的根基和“天條”，誰違反這個“天條”，誰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