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杰

　　如果追溯現代美國的起源，我更愿意把開端算到1863年的葛底斯堡，而不是獨立戰爭。如果華盛頓們是為了美國的誕生而默認了奴隸制的話，那么林肯同樣是為了美國的生存才摧毀了奴隸制。所以在華盛頓特區，美國人修建了華盛頓紀念碑，也修建了林肯紀念堂。

　　同樣的19世紀60年代，當李鴻章們面對著火炮洋槍的沖擊時，開辦工廠、設立學堂同樣是他們的選擇。但是與林肯不同的是，他們在轟鳴的機器背后依然默念著“三綱五常”，操縱機器的工人依舊留著長長的辮子。所以，中國人才有了甲午之恨，有了辛丑之恥。

　　面對著文革后的破爛攤子，或許“獨裁者”才能幫助懵懂的中國企業走出最初的混沌。生存壓倒一切時，沖出襁褓所需要的正是統制帶來的銳氣。伴隨著大批民營企業崛起的是同樣數量的“企業教父”。

　　所以，“軍事化管理”博得了眾多企業的青睞，“董事長兼總經理”成為了中國企業家最為普遍的頭銜，還有就是熱衷于培養絕對服從的員工，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現代奴隸”。在這樣的“培訓課程”中，那些頂著所謂大師頭銜的“海外教材”自然成為首選。從《把信送給加西亞》到《沒有任何借口》，“服從”成為一個好員工惟一評判標準。

　　當企業已經開始步入正軌時，企業家們占山為王的念頭同樣在滋生，企業成為了他們的王國，員工也變為他們的臣民。這一刻起，忠誠取代了能力成為了臣民(員工)的基本素質要求。記得曾經有一篇文章寫到， TCL移動的總裁萬明堅某次到基層視察，當地的負責人帶領著員工在路邊等了三個小時，并且在萬明堅的車隊到達時，高呼萬歲。事情也許并不大，我們對待這樣的事情可能更是見怪不怪，但折射出來的并不只有地方負責人的阿諛，更有企業家們的皇帝心態。

　　30年的經濟發展留下的是“世界工廠”的稱號，我們卻看到龐大的流水線背后不僅僅有微薄的利潤，更有殘留的奴性與君權。知識經濟時代下的企業，創新已經成為生存的基礎。沒有任何創新能力的員工必將被機器取代，同樣，沒有任何創新能力的企業，必將被時代淘汰。

　　而現在我們的企業家們一面青睞高精尖的技術，一面卻熱衷封建帝王的權杖；一面引進先進的管理工具，一面卻在塑造組織的奴性。所以，我們會在先進的車間里看到目光呆滯的一線工人，會在窗明幾凈的辦公室里看到熱衷權術的管理人員，會在設備齊全的會議室里看到眾口一詞的討論結果。世界已經變革，我們卻依然如故。

　　湯姆·彼得斯用“解放型組織”來形容當今的組織變革，面對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西方發達國家尚且需要解放，在奴性依舊蔓延的中國，解放相對于企業似乎更加恰當和迫切。先進的硬件與落后的軟件在中國的企業里相映成趣，學習型組織的構建與奴書型的學習教材在企業家的手中結成了有機的整體，五花八門的認證證書依然換不來消費者的信任，密布于車間的監視攝像頭可能是員工最熟悉的高科技設備。我們的企業家們用21世紀最新的管理工具與技術為自己構筑了嚴密的控制網絡，車間里的員工不過是用現代技術武裝的“奴隸”。作為思想的奴隸的企業家們什么時候才能解放組織的奴隸呢？

　　查爾斯·漢迪在《管理諸神》中寫到，現在，越來越專業化的科技開始把我們都變成了狄奧尼索斯型(自主管理型)的人。比如，把一支軍隊會很快變成一組科學家的想法已不再有什么離譜了。當我們的企業驅趕著一群奴隸在21世紀的全球市場拼殺時，他們所面對的對手恐怕早已經進入太空時代。借用一下拿破侖的名言，“獅子領導的綿羊一定能夠擊敗綿羊領導的獅子”。但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塑造獅子領導獅子的組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