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飛

　　(一)

　　亞當·斯密寫了兩本圣經，一本是《國富論》，另一本則是《道德情操論》。《國富論》告訴人們怎樣創造財富，《道德情操論》則告誡人們怎樣處置財富。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歷二十年的歷史延誤后，迫不及待地要修煉經濟內功了。打開國門后，發現西方世界的經濟似乎一片大好，人民生活早已達到小康，教科書里可怕的經濟危機猛獸也得以馴服。窮源溯流，于是跑去經濟學鼻祖斯密那兒去取經，因為走得匆忙，只拿到《國富論》。借來就一陣猛練，一練就近三十年。果然也有效，全世界都為中國的經濟為之側目。不僅如此，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2006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甚至說，“中印的崛起”可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并列，成為過去一千年全球三大重要的經濟事件。

　　然而，這近三十年的財富積累卻也帶來了一些煩惱。比如，基尼系數開始刺眼，誠信透支，還有稅收的公正精神體現不充分等等。總之，問題就是財富的天平開始失衡，社會道德滑坡，商業行為失范。此時，面對歷史上上下五千年從未有過的如此豐盈的民間財富，中國的財富創造者們面對一個新問題：該怎樣處置這些財富？

　　還好，發達國家有人比我們先富起來，不如看看他們有什么高明的做法。我們看到的是：石油巨子約翰·D·洛克菲勒在去世前捐出了他的絕大多數財富，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用于慈善和公益事業；汽車流水線帝國的締造者福特以及他的后代，以福特基金的形式改善人類福利，促進世界和平；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亦不例外，不僅成立了同樣具有慈善性質的蓋茨基金，還承諾將所有財富的98%捐獻給社會；就連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興風作浪的“金融大鱷”索羅斯，也立言在生命結束之前，將所有財富用于他所信仰的開放社會的建設。最新的事實是，作為全球股市中唯一被稱為“神”的巴菲特，近期宣布將個人財富的85%即370億美元，捐贈給蓋茨基金會和他自己以及子女設立的另外4個基金會。巴菲特選擇了一條與大多數超級富豪不同的慈善道路，他不是設立以自己命名的基金會試圖留名后世，而是把財富交給他認為合適的人去處理。

　　看不明白了，這樣“非理性”的行為，這樣不遵守“人性自私”的假設，家業企業豈不要遲早斷送，財富豈不遲早要虧空。結果呢？蓋茨這幾年年年排慈善榜第一，已累積捐出了近300億美元，但斜眼看看財富榜，位置沒變，還是第一；福特也還在賣汽車，沒變成賣三輪車的；洛克菲勒依舊還是商業帝國，其地位不可撼動。

　　想不明白了，不如再去看看書。突然想起斯密不僅是經濟學家，其實更是社會哲學家。他的另一本圣經《道德情操論》沒有讀呢。開卷展讀，開篇竟是談同情，然后談美德，再往后談道德，這與《國富論》中自私的人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冷酷競爭法則，完全是兩個世界。頓時好像亂世的流民，突然來到了陶居士筆下的世外桃源般詫異。

　　合上書，有些迷茫。智慧也由此分化。有些人，看懂了《國富論》，卻看不懂《道德情操論》，于是把后者一丟，繼續實踐《國富論》，繼續埋頭滾財富雪球；另外少數人，看完《道德情操論》，悟出些道理，知道個人功利并不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動因，明白了財富其實同生命一樣是一個過程，從哪里來，還要再回那里去。正所謂“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財富是一個輪回，諸多所求的答案水落石出。為什么蓋茨的財富會越捐越多，甚至讓全世界的人民都替他愁該怎么花呢？很簡單，“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給出答案了。為什么這些財富都殊途同歸，流回了它的源頭即社會呢？也很簡單，財富只有參與到人類的歷史活動中，特別是那些對人類文明進步有意義的活動中，才能實現它的真正價值。能創造財富的人都是聰明之人，怎么會看不破這一點！

　　(二)

　　若財富有靈性，可以選擇它的主人，那么它會選擇怎樣的主人？我想大多數人會希望財富能選擇一個有正義感、有愛心、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主人，財富在這樣的人手中更可能對大多數人的幸福有所作為。財富不仁，本身不利人，也不害人，它以何種姿態出世完全取決于擁有者的態度和運用。

　　這樣說，財富亦有境界，或低微，或偉大，人們心中自有一桿秤。提到非法所得的財富時，人們會說這是臟錢；而提到慈善捐贈時，則會說這是善款。其實是，財富擁有者修養的深淺決定了財富境界的高低，擁有者賦予財富越多積極的社會意義和精神內涵，財富就越能脫離其純粹金錢的本意，而成就越高尚的境界。如果擁有者只用財富來購置豪宅、收買名車，滿足自己的喜好，裝飾自己的門面，而不知飲水思源，不思回報社會，甚至連依法納稅這點基本的社會責任都懈怠逃避，那么這種財富只能算作一種粗淺的存在。而當擁有者對人間的苦難存有一種痛楚之感，對尚且艱辛的人們存有一份同情和惻隱之心，并因而用擁有的財富舒緩和化解他人的痛苦時，這份財富便被賦予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氣質，善與仁的精神造就貴與雅的財富。

　　說到這，便能感覺到財富擁有者的責任了。世界上發達地區的為數不少的富人，都在虔誠地履行這份責任：取之于社會，報之于社會。美國的洛克菲勒、福特、蓋茨、索羅斯，還有巴菲特，就很好地詮釋了這種責任。美國富人與慈善和公益事業之間，似乎已經形成了某種天然的責任和聯系。美國鋼鐵巨頭卡耐基甚至在他的經典之作《財富的福音》中說，“人死富有，富而蒙羞”，這與中國圣人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如同一轍，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在美國，《商業周刊》的慈善家排行榜，遠比《福布斯》的財富排行榜更引人關注，因為人們尊重的是對社會有所回報的人，而不是最能從社會取得財富的人。

　　再來看看歐洲大陸。歐洲社會在二戰結束后用了30年時間，普遍建立了真正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富人通過納稅和慈善活動回饋社會，實現社會財富的平衡。這種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而其團結互助的精神，則可以一直追溯到啟蒙時期對社會公正理想和人與人之間平等理想的追求。1774年，法國卓越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狄德羅說，“我希望社會幸福，也希望自己幸福。”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邊沁，亦希望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現代，并已經深深植根于歐洲文明之中。今天，歐盟各成員國的對外援助捐贈，已經占到全球官方發展援助資金的一半以上。

　　這應該就是所謂的“達則兼善天下”了。當人們能以一種積極、互助和公正的精神或者制度引導財富的去向時，財富便更能有利于社會的和諧進步和發展，多數人也因此從中受益，從而實現全社會的帕累托(Pareto)改進。

　　(三)

　　中國傳統文化從不缺少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2300多年前，孟子來了，面對當時混亂的時局不客氣地說道，“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善端也。”1200多年前，杜甫來了，對著上無瓦片的窮人大聲喊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900多年前，范仲淹來了，面向橫無際涯的洞庭湖水揮毫寫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無論亂世，無論盛世，這股人文關懷的精神之流緩緩流淌，不曾中斷。在我們這個時代更不該缺失了這份精神和信念。

　　如今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社會已積蓄了大量的財富，這些財富以何種姿態何去何從，成為體現時代精神的一種具象。如今的情景多少有些讓人失望。近期有幾則消息放在一起看，很讓人尷尬。一則說，據中國青少年基金會透漏，希望工程基金每年3億元的捐款中超過一半來自跨國公司，并且跨國公司的捐贈還呈增長趨勢；第二則是說，據一份研究報告預測，中國奢侈品消費額在往后幾年將維持20%的增長率，到2015年將達到115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兩條消息合起來看，直覺上可以判斷：我們已經有很多富人了，但他們的財富卻并沒有多少光顧慈善和公益事業，而是對鉆石、名表、香車趨之若騖，如一陣煙似的蒸發掉了，反到是外國人在照料我們祖國的希望和未來。這不讓人汗顏嗎？

　　我們的企業家歷經近30年市場洗禮，創造財富之術已算通曉，但處置財富之道卻還顯稚嫩。企業家大都知道要關注世界形勢、關心國家大事，要居安思危、高瞻遠矚，這樣才能辦好企業，才能創造財富。但愿意關注慈善事業、關心公益活動，能飲水思源、兼濟天下的企業家就太少了，我們不常看到財富與社會責任聯系起來。

　　慈善榜上的企業和企業家是讓人尊敬的，他們的行動表明他們正在拾起一份人文關懷。然而還不夠，遠遠不夠，很多財富還在漠然。現在中國的財富，強烈地需要注入一股悲天憫人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不僅承載著華夏自古流傳而來的仁義之道，也寄托著明日更美好的文明之光。只有包含了這種精神，財富才能意識到對社會應盡的責任。法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他的名著《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寫道：“當追求財富與道德自律同步發展時，才能達到現代企業家的最高境界。”當今我們的企業家多少能達到這種境界呢？又有多少在追求這種境界呢？

　　韋伯還提出過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假說：在任何一項事業的背后，都有一種無形的支撐這一事業的時代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影響繼而決定這項事業的過程與成敗。本世紀初，中央明確提出建設

　　(徐飛：教授、博士、博導，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助理，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執行院長，戰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曙光杰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