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既是對企業經營的一種約束，也是對企業家的精神救贖。

　　文/秦合舫 北京水木經倫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尋找中國企業家的精神血液

　　2006年央視年度經濟人物評選產生了20位年度經濟人物正式候選人和3位公益獎候選人，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還為華人首富李嘉誠特設了一個特別榮譽大獎，央視給出的推薦理由是：他致力于公益事業，為中國企業家注入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血液。

　　從賣塑料花開始，到成為地產大亨，進一步完成在地產、港口、零售、電信等領域的多元化布局，李嘉誠白手起家成長為華人首富的傳奇經歷，已經被演繹成多種版本的財富故事。幾十年間，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形勢風云變幻，李嘉誠總能在關鍵時刻校準航向，帶領一個龐大的企業帝國攀上一個又一個的高峰。人們無法完全理解這其中的智慧秘訣，所以以“李超人”的雅號來表達心中的敬畏。在以超人智慧創造龐大的企業王國之外，李嘉誠又通過創立基金會兼濟天下，為企業家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桿。2006年關于李嘉誠的新聞，是他捐出了價值480億元、近1/3的財富，為他傳奇輝煌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為中國企業家注入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血液。”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血液？

　　迷失的財富動力

　　中國人接受市場經濟的洗禮還只有短短的二十來年，中國五千年歷史延續的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文明。而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長期實行的是大一統的計劃經濟，企業之間因為沒有競爭而缺乏活力，所以在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首先強調的是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而對商業競爭的規則、方式卻大量地借用了戰爭的觀念：“商場如戰場”是開始接受市場經濟概念的中國人對市場經濟一個最直觀的理解。既然商場如戰場，對于一個戰爭文化遠遠豐富于商業文化的民族來說，把戰爭中的各種手段、計謀轉移到市場競爭上來，自然就是個順理成章的選擇，于是《三國演義》、《三十六計》等中國傳統的戰爭謀略成為了中國商人的案頭寶典。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一個在短缺經濟甚至饑餓環境下成長的企業家心中對攫取財富的貪婪，也可以理解為在心理自卑壓抑下的企業家對“無商不奸”的天然認同，以及對“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商業極限戰的簡單運用。甚至可以說，對財富的追逐成為了改革開放之后喚起經濟活力的基本動力。

　　“以民族振興為己任”曾經是以長虹為代表的一代企業的精神動力，但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開始走向世界之后，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之源在哪里？當企業領袖試圖在企業中布道企業文化，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的時候，自己卻陷入為什么經營的困惑。

　　所以，當我們的經濟高速增長，初步實現小康之后，站在財富巔峰的企業家群體卻出現了普遍的迷茫。連綿的價格戰打得企業疲憊不堪，卻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很多企業滿足于小富即安，或者一賣了之，安心于當一個安逸的富翁；或者在政治尋租中迷失自己、身敗名裂；或者陷入聲色犬馬的迷醉生活。

　　財富智慧與財富倫理的統一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一個社會中的稀缺資源。一個找不到自我激勵源泉的企業家群體，又怎么能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央視把“責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既是對企業經營的一種約束，也是對企業家的精神救贖。

　　所以依我的理解，說李嘉誠“為中國企業家注入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血液”，致力于公益事業只是一種表象，更內在的東西在于回答了企業家“為什么而經營”的問題。當個人擁有的財富遠遠超過了個人的消費需求，只有身負“兼濟天下”的情懷，才有不竭的動力和創新熱情去推動企業的持續成長。

　　從李嘉誠身上，我們看到了財富智慧和財富倫理的完美統一。企業做戰略規劃，都會涉及企業的使命和愿景，愿景解決的是“企業是什么”問題，而使命解決的是“企業為什么”的問題。很多企業并不清楚愿景和使命的作用，所以只是作為擺設寫到企業的規劃里面。金庸在《天龍八部》里面闡釋的“武功”和“佛法”的關系，我覺得可為企業家借鑒：“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于殺生，兩者背道而馳，相互牽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絕技才能練得越高。”企業經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如果學習李嘉誠，只看到了他商戰中“妙招”、“絕招”，而看不到另一面的為人處世的個人修為，也許能給企業帶來一時的風光，卻終難“基業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