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段曉燕

　　2006年央企的利潤會如何？這是很多人關心的一個問題。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此前曾透露，2006年，我國中央企業實現利潤可望突破7000億。

　　不過來自業界的預測則更為樂觀，“有可能超過8000億”。按照常規來說，排名靠前的十余家企業將貢獻利潤的大部分。

　　這些企業已經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舊國企，而顯現了一些新的特質，可謂是“新國企”，國資研究專家趙曉為此曾專門撰文。

　　趙曉認為，“新國企”現象，已經成為國資改革中的一大亮點，并提出“包袱是否消除”、“治理結構是否完善”、“管理是否規范”、“競爭力是否強大”四項指標作為考核標準。他認為，新國企、轉軌型國企以及舊國企基本上呈現“橄欖形”分布。

　　為此，圍繞著“新國企”現象，記者在近期專門對國企領導人、國資官員、獨立研究機構和專家進行了一系列采訪，探究什么是新國企以及新國企現象背后的形成因素。

　　產權多元化：新國企的土壤

　　在北京大學國際MBA學院楊壯教授看來，新國企之所以崛起，追本溯源，還是在于近年來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的成功。

　　多位專家、官員和國企管理者也認為，股份制改革所帶來的產權制度的變革，是促使國企不斷進行一系列管理變革、提高競爭力的動力；而海外上市的實施，又促使企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注重業績和績效，注重財務指標，有市場競爭意識和概念，強調長期競爭力的建設。

　　德意志銀行中國區主席張紅力也認為，“國企海外上市最大的意義在于推動國企改革，而不僅僅在于籌資。海外上市條件比國內苛刻，有時在定價上還會打折扣，為什么企業要舍近求遠去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呢？因為融資是一次性的，通過重組改制上市這個過程，國企在體制上、觀念上的轉變將使其獲得長遠的收益。而且海外上市以后，對提升公司的形象也有積極作用�！睆埣t力現在已經被國資委聘請為神華集團的外部董事。

　　領導網通走上海外上市之路的網通集團董事長張春江在上市成功之后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為了實現上市，網通在產業重組和管理體系的改革方面，是下了非常大的力氣，而這些努力，不僅僅是給網通帶來上市的成功，更為網通持續的發展打下基礎。

　　2003年從信息產業部副部長職位上空降到網通的張春江，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帶領這家唯一沒有上市的電信運營公司走向公開市場。為此，張春江在網通掀起了一場徹底的革命。

　　比如在用人機制上，網通集團公司總部12位部門總經理中10位必須辭職，與外部專業人士一同參加競聘。12個部門的新任老總聘用期為3年，其中頭一年為試用期，如果試用期內不合格，就會立即被更替。按照網通內部統一計劃，在部門經理競聘工作結束后，其他崗位也將陸續進行競聘，最終實現全員聘用。

　　這種市場化公開競聘的用人機制，許多大型國企，是在公開上市幾年之后，才開始在集團公司內部推開的，比如中海油，在2003年開始才推行此制度。

　　而張春江認為，網通的這種激進的做法，也是受到當時的主管機構——國務院國資委的影響。在三大運營商中，網通是唯一在國資委成立之后才開始準備上市的。

　　對于通過公開上市后而逐漸發展而成的這些新國企來說，來自政府的推動和支持，依然是比較主導的力量；對于政府——國企的控股股東來說，上市后國有資產和國有股的持續升值力，又是頗為豐厚的回報。

　　根據國資委的統計數字，目前，全國國有控股的境內外上市公司1000余家，其國有權益和實現利潤分別約占全國國有企業的17%和46%，累計籌集資金超過1萬億元，已成為中國國有經濟的骨干力量。目前，全國60%以上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大型骨干企業已改制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業。

　　“由于中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引入戰略投資者往往遇到控股權的障礙，因而實現股權多元化的主要途徑是重組上市。”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曾如是說。

　　“產權改革和海外上市，只是打開了一道正確的窗口，企業持續競爭力的提升，是一系列長期改革的共同結果�！眹�資委研究室主任彭華崗認為。

　　領導者的力量：一個人和一個公司

　　新國企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總有一個代表性的領袖人物，在特定的階段出現，以其遠見、戰略眼光、魄力和領導力，找到正確的戰略方向，掀起歷史性的改革，并成功地完成變革，鑄造鮮明的企業文化，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帶領國企脫穎而出，成為國企軍團中的新銳者。

　　這群人中的代表者，每個人名字的背后，都是一個企業崛起的最輝煌時代，如衛留成、傅成玉和中海油，寧高寧和華潤的轉型，魏家福和中遠集團，劉德樹與中化集團，秦曉與招商局，馬蔚華與招商銀行，王建宙與中國移動集團，王憲章與中國人壽……

　　現任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在描述國企領導人和企業的關系時，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都是國有企業的員工，都是打工的，都是放牛娃”，但“放牛娃也要過上好生活”。他認為，國企領導人應該找準自己職業經理人的定位。

　　如果要細細總結一下這群新國企領袖，他們的共同點非常鮮明。他們都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的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與國際頂尖商業領袖比肩交流；他們具有天生的市場意識和戰略視野，在商業決策中有足夠智慧；他們已經開始習慣將股東和投資者利益放在公司使命的首位，他們開始有強烈的服務客戶的意識，他們的事業，是整個全球市場。

　　用寧高寧的話來說，國企領導人，是一群“只求做大事，不求賺大錢的人”。他們中的多數人是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也經歷過中國歷史上最困難和最艱難年代的考驗，過去的曲線在他們心底烙下的歷史印跡也很明顯：堅強的意志和強烈的使命感，這使得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考慮的不僅僅是資本意志，也義無返顧地顧及國家意志，并努力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

　　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許多國企領導人，都有著曾為政府官員的經歷，即使沒有，也和政府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這使得他們在行事之中，天然會優先得到政策和資源的便利，同時他們的官員待遇和某些特權又讓他們常常處于輿論的一片質疑聲浪中。

　　但這群“新國企”的領導者也面臨著一些特有的制度尷尬。一方面，他們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或CEO，同時，他們還兼任母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以及黨委書記的責任，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公司所帶來的完全不同的運作方式和使命，也讓這些國企領袖們不經意中處于“雙重角色”的恍惚境地。

　　另一個特殊的挑戰——在很多人看來或許是機遇，那就是按照中國當下流行的做法，商優則擇為仕，許多優秀的國企領導人，都逐漸被提拔到政府官員序列，比如前中石化董事長李毅中，先后被行政調任至國資委、安全生產局；中海油董事長衛留成，先后被調任至海南省長、省委書記。

　　“之前我們比較擔心，企業的核心領導人、尤其是那些在企業有著創業性功勞的領導人更換之后，是否會影響到企業的發展戰略和企業文化？但從最近幾年來對央企領導人的調整來看，并沒有太大的負面作用，只要企業一上了軌道，整套機制是比較完善的，那單個企業領導人的更換，并不影響企業的持續發展”，彭華崗認為。

　　新機制：新國資孕育新國企

　　國資委在2003年成立之后，頒布了一系列幾乎涉及整個國資和國企改革方方面面的新規則和辦法，包括產權改革、重組、績效、薪酬、公開招聘、股權激勵、董事會、風險控制等一系列方面。

　　績效考核和薪酬改革是其中最為敏感也是見效最快的兩項改革內容。

　　“績效考核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大鍋飯，真實全面反映國企的質量和業績”，在國資委業績考核局局長李壽生看來，直到2004年1月份才開始正式實施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績效考核和業績評價制度，是一場已經等待了太久的必然之舉。

　　目前，國資委正在按照A，B，C，D，E優劣排序來對央企進行考核。2005年度的考核結果是：A級28戶，占16.87%；B級的84戶，占50.60%；C級的48戶，占28.92%；D級的4戶，占2.41%；E級的2戶，占1.20%。

　　考核效果將直接影響薪酬，這就意味著，中石油、中鐵工這樣的企業的高管，薪酬收入將受到影響，這種做法，在中國國有企業歷史上，也是幾乎沒有的。

　　“這其實是給所有的國企負責人發出一個信號，以促使企業更加注重公司的長期發展和風險控制”，趙曉認為。

　　股權激勵是國資委正在嘗試的“胡蘿卜”。在實行了年薪制和任期內獎金之外，股權激勵，這種在國際企業的管理中經常會用到的做法，第一次復制到了國企領導人身上。國資委先后在2006年允許境外、境內國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有限持股，以促進管理層更加注重其發展。

　　“激勵和約束機制，是管理體制中的基本因素，這兩項改革，對于國企上下所產生的推動力，是非常巨大且直接的”，楊壯認為。

　　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出臺的一份分析報告稱：越來越有這樣一種趨勢表明，大國企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不再承擔任何政府職能。這些企業正在市場競爭中尋求其最佳所有制結構和最佳治理方式。而從政府管理的角度，強化所有權的約束，從經營企業、經營資產，轉向經營國有資本已經成為一種可能。

　　按照國資委的設想，未來的國資管理框架，將是按照“國資委->董事會->央企”的模式。

　　國資委方面的官員認為，這是“按照市場化的方式管國企”的表現方式之一。

　　商業規則：競爭和壟斷并存

　　新國企成長的另一個重要環境就是競爭，市場競爭的壓力促進國企不得不注重生存，并謀求發展的空間。

　　但國企的競爭環境顯然還是政府主導的。最早如三大石油公司，最近的案例如電信業的分拆，通過這種分拆，形成2-3家國有企業在政府圈定的壟斷資源內，進行內部競爭。

　　雖然和以前那樣單純地躺在政府資源上睡大覺的狀況相比，這種內部競爭稍稍進步了一些，但相對于外資和民營資本來說，這依然是一個政府單獨關起門的壟斷游戲，對國有企業壟斷的質疑依然沒有消除。

　　“這些能源型企業雖然在國內是處于內部競爭的態勢，相對還有一些政策的保護，但在國際市場上，卻是面臨更大的競爭，因為是代表著國家的力量在進行競爭，而且這些領域需要大資金，需要規�；�運作，無論從資金還是技術角度來講，民營資本的操控能力都還相對比較弱”，中石油研究院的一位人士認為，一些被認為壟斷的國企的存在，是有其特殊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