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榮，不講誠信，不守規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打擊貪腐勢力，建設和諧社會，正是為發展經濟服務，為經濟繁榮保駕護航的

　◎文／本刊記者 張邦松

　　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后，郎咸平選擇了再次開口。如果說那場以國企產權改革為主題的大辯論，已經把郎咸平卷入了一個極大的漩渦，那么這次，他選擇了一個可能更為敏感的領域—對腐敗勢力的挑戰。

　　“近來發生的一系列官員腐敗事件讓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郎咸平對《法人》說。當然，憤怒不應該是一個學者面對此類事件的唯一手段，對于在經濟學領域造詣頗深的郎咸平來說，尤其如此。雖然他關注的很多問題已經超出經濟學的范疇，但他的落腳點仍離不開商業規則的建立和商業環境的完善，而他用以分析論證的方法，也顯示出了經濟學者的理性態度。

　　每個人可以按照正常的企業經營準則來經營企業，施展你的商業才華，獲得你應得的，正當的豐厚利益——“這是我的夢想”。

　　為了這個夢想，郎咸平又要投入戰斗了——“當然，是以我自己的方式。”郎咸平說。

　　我為什么不研究潛規則

　　《法人》：無論是從文章還是演講，都感覺你是個鋒芒畢露的人，但你寫的研究報告卻比較平實，這似乎有點反差，你能給這個有趣的現象一個解釋嗎？

　　郎咸平：所以認為我鋒芒畢露，純粹是因為我透過研究而發表的觀點和當下國內所謂的經濟學主流的觀點不同，而我從來都是直言不諱，絕對不會因為畏懼學霸的權威而有些許猶豫，經過這兩年多來的論戰，現在整個社會基本上已經理解了國內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之中一些不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地方，而且也已經理解了我的公開發言都是以事實或數據作根據，我絕對不是因為想嘩眾取寵而說一些偏激的話。過去媒體認為我偏激的言論，后來都證明了我觀點的正確性。例如德隆和科龍的出事，國企MBO損公肥私等等問題。在以數據為本的前提下，我演講時很投入，現場氣氛比較激越，而且針對問題一針見血的提出我的觀點，沒有猶豫，因此與聽眾很能形成互動，這可能就是所謂的鋒芒畢露吧。

　　但是我寫的文章非常注意邏輯的連貫性，環環相扣，我從不把演講的語言放在文字當中，我更不會用激情的語言來闡述我的觀點，因此看我的文章就要很用心。在這種環環相扣的邏輯之下，編輯要修改我的文章就非常非常的困難，因為只要刪了一段，前后就連不起來了。所以可能讀起來較平實罷了。

　　《法人》：吳思先生在《潛規則》一書中提出，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后，實際存在著一些不成文但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但你的研究是不把“潛規則”納入演講范圍的，這是否可能導致結果上的偏頗？

　　郎咸平：吳思先生所謂的潛規則是非常深刻地描述。法制化的建設在外國很容易推行，但在中國就很難，因為法制講的就是規則，而一個缺乏講規則的民族，必然形成一套適合當地社會生態環境的潛規則，這就是吳思的銳利觀察。我一再呼吁建立法制化的社會，就是要引導中國人從沒有過的對規則的敬畏，因此就要打破現在的這些潛規則。這就是為什么我不把潛規則納入我的研究范圍的原因。

　　腐敗不符合商業邏輯

　　《法人》：我注意到，你對反腐問題的很多觀點已經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你是不是覺得要解決經濟長期發展問題就必須跳出經濟學范疇而先行解決社會問題？

　　郎咸平：是的。在當下中國，腐敗勢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瓶頸，也是社會不和諧的主要原因，要取得更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就先要解決這個社會問題，這個就是功夫在詩外的道理。這一次的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反腐敗戰役締造了近些年來中國社會少有的新局面。大家看一下中國的民間和網上民眾的反應就會知道，這次反腐戰役獲得了社會上絕大多數老百姓的支持，這是一個好現象。

　　在過去28年的改革開放歷史當中，沒有人可以否認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這個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敗產生了，出現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團。政府中央決心反腐敗，老百姓又痛恨腐敗，因此中央和老百姓之間才能產生這樣一個重大的共識。

　　《法人》：你提出的“腐敗鐵三角”中，政商關系(更進一步說，是政商交易)從來就是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主題，依靠政商關系建立的經濟秩序，有可能是一個次優選擇嗎？你呼吁要敢于沖破潛規則，但潛規則是否有“存在即合理”的可能？

　　郎咸平：我想從一個嚴謹的角度來談問題。不用談什么深奧的經濟學理論，僅僅從最普通的商業邏輯看，商業的繁榮要依賴適宜的社會環境。沒有自由就不能經商，沒有平等就不能對價，沒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榮，不講誠信，不守規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敗勢力濫用公權力肥私，其對應的社會代價恰恰是商業環境的被破壞，社會環境的被顛覆。經濟的發展是增加國民福祉的硬基礎，你破壞了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良好的社會環境，你還奢談發展經濟不是緣木求魚嗎？反過來說，打擊貪腐勢力，建設和諧社會，正是為發展經濟服務的，是為經濟繁榮保駕護航的。我們中國，要想富民強國，只有依賴經濟的發展，而嚴厲打擊破壞商業環境的腐敗勢力，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嗎？

　　胡錦濤總書記講反腐敗是當前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我個人認為這是懂經濟的見解。過去20年的改革開放，國民受益頗多，但是，誰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會大眾嗎？還是中央政府？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當受益者，是我歸納的腐敗鐵三角。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腐敗的政府官員勾結腐敗的企業家勾結腐敗的學者而形成的腐敗鐵三角，他們影響著媒體，欺騙社會大眾，誤導中央政府。大講腐敗是經濟發展之必需，之不可避免，還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這是無知還是無良？在當下中國，誠信不足，監管不力以及商業環境不容樂觀，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敗鐵三角作祟所致。長此以往何談經濟發展呢？腐敗鐵三角打著改革的旗號大肆斂財，收刮百姓財富，更為嚴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經濟繁榮所必需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商業環境。這個是媒體所沒有注意到的實際情況。

　　中央政府將反貪腐當作核心要務來做，是非常正確和有遠見卓識的。因為貪腐問題已經嚴重制約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為中國持續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礙。貪官們網羅的特殊利益集團，也成為了中國社會進步的真正瓶頸。只有徹底肅清貪官們編織的特殊利益集團，中國的經濟才能更好地發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會才能安定和諧。現在中國社會上一切的不正常現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議，這都是因為腐敗勢力所導致。這樣的例子在內地俯拾皆是。剛剛去世的霍英東老先生，投資四十億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長期遭到了當地腐敗勢力盤剝侵吞。其實，種種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實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敗勢力作祟方可理解。

　　《法人》：在你看來，當前一些不合理的政商關系是如何影響正常的經濟秩序的？

　　郎咸平：當前，一些腐敗勢力編造所謂一切為了經濟發展的口號，在這個口號掩護下做的事情卻極大的損害了正常的商業秩序。舉例而言，美國法律不允許美國商人或美國跨國公司參與當地的貪污腐敗，必須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這個城市是由腐敗鐵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作出一個矛盾的選擇，你或者選擇加入鐵三角參與腐敗，否則你就不能得利，或者你選擇道義清白而卻又無法生存，你要怎么作選擇呢？我知道你想要選擇清白，這才是企業經營的正確準則，但現實環境允許嗎？因此這次黨中央所推動的反腐行動客觀上是幫助了好的投資人，因為他們日后做生意的時候，能夠選擇一個清廉的中國而不是一個由腐敗鐵三角所控制的中國，黨中央這次努力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清廉的社會，一個更干凈的商業環境。

　　對于任何一個正直的投資人而言，你肯定希望進入的是一個更加干凈的中國，一個利益歸于全體百姓分享而不是利益全歸于特殊利益團體的經濟體系，你不需要下跪乞求鐵三角給你提供便利，而你更可以按照正常的企業經營準則來經營企業，施展你的商業才華，獲得你應得的，正當的豐厚利益。這是我的夢想，因此我本人堅決支持中央的反腐行動。而且，你們已經看到，我本人早就奮勇參戰了，當然，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事實上，對于所有關心中國未來走向的人，都要關注中國胡溫新政下的反貪腐進程，因為，只有反貪腐成功，中國社會的商業規則才能完善，投資者才能在中國安心地做生意。中國的經濟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進一步騰飛。

　　鏟除腐敗須用“鐵腕”

　　《法人》：你在幾次演講都提到了“嚴刑峻法”這樣的詞匯，這是解決你認為的中國信托責任缺失的主要思路嗎？鑒于這不是一個新鮮的提法，2000多年前法家已經開出這樣的藥方，歷代王朝也不乏實踐者，但效果都不甚理想。你在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警惕體制內腐敗與民間墮落的惡性互動》)提出“我們需要系統地解決問題”。應如何系統的解決問題？

　　郎咸平：我最近雖然沒有在媒體發言，但我關心這個社會的心卻從未稍歇。近來發生的一系列官員腐敗事件讓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對這個社會的呼吁。但是我所批判的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認為我們光殺貪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系統地解決問題，我認為近期一系列腐敗事件所引發的問題，使得我們不得不警惕體制內腐敗與民間墮落的惡性互動。

　　惡性事件一再發生，令我莫名悲憤！這樣的官員、這樣的行為，我真的聞所未聞。由此可見，體制內腐敗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聲譽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用重典，是難以震懾這股腐敗勢力的。

　　中央這幾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敗會亡黨亡國，沒有人比國家決策人物更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反了這么多年，腐敗官員仍然層出不窮，前赴后繼。這就引發另一個問題，腐敗難道僅僅是制度不健全、個別官員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觀念淡漠所致的嗎？除了法律法規，我們的整個社會和民間就無事可做，就沒有什么制約力量嗎？其中，最令我擔憂的就是一方面體制內腐敗屢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間道德風氣敗壞，原本的正義吶喊之聲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織在一起，互相滲透，形成體制內腐敗與民間墮落的惡性互動。

　　中華民族原本應當有這種力量。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天下為己任，針砭時弊、匡扶正義。但現在，當腐敗滲透、墮落侵蝕的時候，你看到還有振臂一呼的知識分子嗎？中國社會當前的一個險象就在于此。民間有話語權的人不負責任的自甘墮落，與體制內腐敗上下呼應。二者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真正左右民間輿情的重量級人物會炮制這樣的觀點：腐敗是好東西，是次優選擇，它能促進經濟效率和增長。民間精英為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對腐敗坐視放縱，繼續提供一個制造更多腐敗的溫床。這種體制內腐敗和民間墮落的并存與互動，成為我國當前腐敗事件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我們不應再坐視腐敗與墮落的惡性互動蔓延。要清除體制內的腐敗，亦需對民間墮落進行整治，以促進形成良性的正循環。對待體制內腐敗和民間墮落這兩種勢力，必須分而治之，同樣高度重視，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沆瀣一氣，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眾視聽。而應尊重法律，切莫為其開脫，必須動用鐵腕，如同秋風掃落葉一般鏟除腐敗行為，對于視公眾利益和社會安危不顧之官員予以嚴懲。同時，在民間大力提倡、培養正義之風、浩然之氣，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許邪氣壓正。

　　民企應當“做強做大”

　　《法人》：根據全國工商聯數據統計了一下，在2006年民營經濟500強中，前13名的營業收入都過百億，第100名企業的營業收入也有20多億，而在1999年的時候，民企500強的總營業收入才2000多億元，還不如2006年10強的總和。從這個數據看，民企做大的趨勢非常明顯。但在你發表的觀點中，對于民企做大(“民企目前的能力不容許做大”)，似乎很不看好？

　　郎咸平：中國企業家有兩大特質，第一是投機取巧，第二是浮躁。中國企業家怎么成功的，基本上是找到一個好的專業切入點，再加上碰到好的機運而成功。但是第一步成功之后，投機取巧的個性立刻顯現，比如勾結地方官員批塊地圖利，或則抄襲仿造別人的產品等等，而不再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的解決企業成本控制等等問題。此外，中國企業家的浮躁個性使得他們想立刻進入世界五百強，這是我所謂中國企業家“世界500強的病態心理”，最好的辦法就是收購兼并做大做強，以前TCL的李東升批評我的觀點，他說企業不大一定不強，他這種錯誤的思維帶給了TCL無窮盡的后患。中國企業家還沒有做大的能力，我建議企業家改變思維，由“做大做強”改成“做強做大”，有小做起一步一腳印的解決企業方方面面的問題，爭取在小范圍內做強而后在強的基礎上做大。

　　《法人》：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重要，但我們將以什么樣的思路來發展民營經濟，你在這方面有什么好建議？

　　郎咸平：我經常提的一句話——中國根本沒有夕陽產業，中國的夕陽產業都是由夕陽思維所造成的，我建議中國的企業在任何領域都要有先做強后做大的心態，任何領域都能在這個思維之下形成朝陽企業。

　　回眸近期官商勾結大案

　　劉志華案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因生活腐化墮落被免去職務。北京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今天審議認為，劉志華的錯誤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情節嚴重，影響惡劣，決定免去其副市長職務。6月16日，剛剛從香港返回北京的首創集團總經理劉曉光還沒有走出首都機場，就被中紀委工作人員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帶走。除了劉曉光，現已有數名北京房地產企業高層被中紀委叫去“協助調查”。

　　祝均一案

　　2006年8月，原為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的祝均一已被撤銷職務，祝均一出事之因是，其在2002年前后挪用社保基金，為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提供高達32億的“貸款”，該筆款項正是彼時福禧收購滬杭高速的主要資金來源，而福禧投資董事局主席張榮坤也已案發。此案同時涉及上海電氣集團董事長王成明、上海電氣董事韓國璋等高管。

　　何閩旭案

　　2006年6月23日安徽省副省長何閩旭被雙規。從2005年6月由安徽池州市市委書記升任副省長到被“雙規”，僅有105天。一劉姓地產商供出了何收受30萬元賄賂的事實。

　　徐放鳴案

　　2006年9月15日上午，財政部金融司原司長徐放鳴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徐放鳴在任期間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并受賄214萬余元。

　　徐放鳴于1997年至1998年，接受北京誠奧達商務投資咨詢有限公司負責人韓冰的請托，利用其主管金融工作的職務便利，向農發行推薦中國電子租賃有限公司承攬業務，使中電子獲得農發行4億余元的汽車租賃業務，而誠奧達公司也從中電子獲得700余萬元的中介費用。此后，在農發行深圳分行購買辦公用房時，徐放鳴又向農發行推薦韓冰介紹的房屋，使韓冰從中獲得200余萬元。韓冰為感謝徐放鳴的幫助，分4次給予徐放鳴20萬元人民幣和10.8萬美元的賄賂，折合人民幣總計109萬余元。

　　雷淵利案

　　2006年9月5日電 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5日對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經濟犯罪案件進行一審宣判，雷淵利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院審理查明，1995年至2005年4月期間，被告人雷淵利利用擔任郴州市蘇仙區區委書記、永興縣縣委書記和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的職務便利，在安排工作、承攬工程、解決政策優惠、減免費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收受周吉等人經手所送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21.0174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