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瑞

　　在管理學著作中，幾乎離不開官僚制。中國的官僚制和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官僚制，壓根兒不是一個概念。但是，由于都采用官僚制這個詞匯，導致在相當一些書籍中，對韋伯式官僚制產生了中國式誤讀。

　　中國式官僚制，產生于古代大一統專制國家。從戰國開始，隨著各諸侯國國內中央集權制的建立，中國式官僚制就開始形成，而且經過兩千年發展演變，使中國的官僚制高度成熟，洋洋大觀，有一套自己獨有的組織規則和運作機制。它的規則和機制有顯性的，如古代法律；也有隱性的，如陋規常例。對于這種官僚制的研究，已經有很多著作，其中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種中國式的官僚，在英語中有一個專用單詞mandarin。當然，這個單詞主要指清朝官僚。如果是其他王朝，用officer也未嘗不可，但沒有mandarin傳神。

　　韋伯所說的官僚制，則是資本主義社會誕生的一種不同于封建社會的組織模式，它建立在專業分工和工具理性的基礎上，完全排斥情感因素，以社會平等為前提。官員的級別差異，來自于知識和技能的不同，而與人的身份地位無關。這種官僚制，在韋伯的《經濟與社會》中有深刻的分析，英語中一般用bureaucracy來表達，在不發生歧義的情況下，也可以用officer。

　　一般情況下，學者都能區分中國式官僚制和韋伯式官僚制。中國式官僚制，其社會基礎是等級制，甚至還有一定程度的世襲制因素。它的實質，是按人的身份差別區分官僚等級，建立在法外特權的基礎上。這種組織的運行，歸根結底是人治型的。這種組織也有法律制度，但法律制度是不規則的，受君主以及特權享有者的任意支配。而韋伯式官僚制，其社會基礎是人格上的平等。官員的級別差異，同擔任職務的人員無關，只是一種組織上的等級差異。它的實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區分這兩種官僚制，有一個十分簡便的判別標準，就是看具有司法性質的爭議裁決功能是否獨立，是否能做到程序公正。

　　但是，中國學者由于長時間的耳聞目睹，司空見慣，對于中國式官僚制有著一種下意識的認同。因此，在闡釋韋伯式官僚制時，往往有意無意地加以“中國化”的理解。比如，同樣是對韋伯式官僚制的批評，西方學者主要著眼于官僚制的非人格化和專業分工，而中國學者則往往強調官僚制的等級結構和效率低下。殊不知，身份等級和效率低下，恰恰是中國式官僚制的弊端，而韋伯式官僚制，恰恰以身份平等和效率優勢取勝。中國學人由此出發對韋伯的批評，剛好是打錯了板子。再進一步，西方學者提出改造官僚制，突出以人性化改造官僚制的理性至上；而中國學者提出改造官僚制，突出以法治體系代替人治體系。這樣理解韋伯的官僚制，難免南轅北轍。

　　附帶指出一點，中國有不少學者，特別是社會學界，在談到韋伯式官僚制時，往往采用“科層制”來表達。這實際上是一種對官僚制誤解的校正。但科層制這一譯名，并不符合bureaucracy的原意。